1/9/2014 澳洲人道援助活動家孫立勇訪談錄。一家勞工律所的另類生存。程海律師:行政處罰聽證場所異議書。關於“小河案兩周年暨冤案申訴研討會”進行前後一些事項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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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援助,維權律師

 

1/9/2014 [博訊] 澳洲人道援助活動家孫立勇訪談錄(視頻)

2014年8月30日星期六下午,紐約論壇第四次活動在法拉盛舉行,本次論壇邀請到從澳大利亞來的孫立勇先生,由他主講支援國內良心犯的情況。座談會由博訊記者西諾主持,陳立群、王軍濤、陳闖創也參加了座談。
孫立勇首先介紹自己,他說在1989年前從事公安相關的工作,是中共專政工具的一個螺絲釘,在1989年和北京市民一樣支持學生要民主反官倒的訴求,到6月3日晚中共開槍,造成大量市民和學生傷亡,北京陷入紅色恐怖,在最艱難時我和尚子文、李愛民等朋友創辦了一份地下刊物,叫《民主中國》,後來又改成《鐘聲》,主要訴求有三:1還政於民,選票出政權;2.平反六四,撫恤、治病、賠償死傷者,3.審判兇手,鎮壓者、下命令者,因為屠殺是反人類的。 很不幸一年半以後被捕,以反革命宣傳煽動首犯判刑7年,從1991年5月1日到1998年4月30日 共2557天。我在監獄的個人苦難不必提了, 是中華民族苦難中的一滴水。出獄後仍受到騷擾,2004年到澳洲,2005年初做“中國政治及宗教受難者後援會”(簡稱“後援會”),近10年有幾百人次的援助國內良心犯。
陳立群說,我在2009年結識立勇,知道他無助地資助很多國內人士,立勇自己在澳洲是在建築工地做工很辛苦,但把自己攢下的錢寄給國內,這一點讓國內很多朋友讚揚,我自己知道後也非常支持,每年也從我生活費拿出一點錢,我覺得這樣支援國內才是海外民運人士的正道。
關於後援會的具體運作,孫立勇說現在博訊王、維權網、中國人權網站都會報導被抓捕的異議人士資訊,我們借此瞭解到誰因為什麼罪名被抓,而且能看到發佈的正式法律文書,這使得我們立刻獲得資訊,並進而想法設法找到他們,10年來後援會和國內良心犯有很好的聯繫和朋友網路,從而找到受難者的親屬每年給他600澳幣,這是連續性的,自受難者判刑直到出獄。
我們後援會只對捐款和被捐款人負責,不關心輿論,捐款到了什麼地方都會告訴捐款者,在給捐款人的感謝信上提供受捐者的聯繫方式,請捐款人務必與之一對一聯繫確認。捐款資訊對外保密,不為宣傳,大家都是踏踏實實做事。
近十年來,後援會每年援助少則三四十人,多則五六十人。
西諾問孫立勇,為何不喜歡國內受捐人給他寫感謝信,甚至可能因為收到感謝信而停止資助,這是不是有點不近人情?
孫回答說:這是因為我在後援會其實做的很有限,僅僅是為國內受難者跑腿而已,捐款是讓這些為中國的自由犧牲自己自由的人能在監獄裡吃上罐頭,在外邊的孩子上學能交得起學費,家人能有路費探監。我個人僅是一條紐帶,把中國受難者和海外善良的人連接在一起,提供這樣的路徑讓那些有愛心的人有路徑去説明國內的人。比如立群從我們後援會承包一位資助者,她就直接匯給國內,不用先寄到澳洲再轉交國內,避免匯率損失。可以說要匯款一個人,從聯繫到結尾收款,平均工作時間要花上8個小時。雖然如此,但受捐者完全不必感謝我,這樣是錯的,因為是我應該我感謝他們,他們在為我們承受苦難,不該感謝我們,是我們早就該做的。他們感謝我,我就很慚愧,因為我做的太少了。
陳闖創對此評論說,我們確實應該有個更高的道德標準,在道義上捐助人並沒有比受捐人站得更高,不能因此要求對方做些什麼,而且孫先生現在做捐助人正是因為他以前在服刑受難時曾受到過外界的支持,就更加能親身體會到外界關注的重要性,所以孫先生獲得自由後組建後援會是很有道理的。
孫立勇說,1994年我在監獄裡偷聽美國之音,聽到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呼籲中國政府善待我,這是陳子明先生把我在監獄受折磨的資訊傳遞出去的。海外有一點關愛,牢裡的人就覺得值,還有人想著我。
陳立群補充說,我在做民主黨後援時,能親身感受到孫先生講的這些。海外確實沒有理由接受人家的感謝,良心犯坐一天牢都是艱難,尤其是偏遠地區大西北那些,更不用說有人做十年以上的牢,我們的聲援還是太少了,我們沒資格要求人家,是應該我們感謝他們。
西諾請孫立勇結合十年來資助國內受難者的經歷,對比一下中共各個階段迫害異議人士的異同。
孫說,從資助者的數量上來說,自89屠殺後大批判刑後,現在政治犯一直是越來越多,需要資助的人也很多,我們應付不來。總之狀況越來越惡劣。
王軍濤說,就他觀察來說有三個原因導致受迫害者增多,第一隨著共產黨的維穩機制成熟,就更容易以暴力維持統治,以前還有在單位內控制工資、辦學習班,現在就直接跳過這一步了。第二,中共地方政府顧及個人利益,把原本可以用人民幣解決的內部矛盾用專政手段來解決,這樣就把大量原本不是異議人士的維權、上訪者變成異議人士,20年前他們還拒絕和民運接觸,說要和平、理性、合法。但08憲章後,他們就意識到變化,沒有憲政體制的變革結束一党專制和建立獨立司法,那麼他們個人問題就解決不了,也就此走上異議之路。第三,和立勇的工作方法有關,他打開了救助視野。原本是認為那些海外關注的有名人才是異議人士,忽略89年那些所謂“兩亂人員”。立勇、子明都提出要關注這些普通人,畢竟知識界領袖得到的外界援助其實已經很多了。正是這三個原因,使得立勇的支援物件增加很快,支援壓力也很大。
西諾請孫立勇談一下如何資助六四抗暴者
孫立勇說,我們總的目標就是資助無名者,陳子明給我講過立勇你也是市民,當時那麼多市民被槍殺、判刑,這些人默默無聞,你應該關注。王天成也說過救助離開那些遠離聚光燈的人,那中國政治就沒有希望。何況,我本人就是無名者。我知道那些全家受苦難的情況。到了2007年後因為我認識很多所謂六四暴徒,有他們的聯繫方式,後來滾雪球不斷擴大資助。
2010年時有一個好心人決定每年支援1萬澳幣,我們就設立“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長基金,但可惜今年沒有這1萬澳幣了,只好另外找到5000美金,今年只能發給5個子女。 到現在為止總計幫助48個孩子了。這個資助物件是那些因六四抗暴而被判刑,同時現在有孩子在讀書的人。資助分兩部分,獎學金是1500澳幣給那些在名牌大學或重點學校的孩子,助學金1000是給那些在普通中小學讀書的孩子。這48位受助者,除1位出些狀況外,其他全沒有因為領取這種資助而被當局找麻煩。因為我們把後援會定位為人道組織,不參與各種政治活動。比如包括給孩子的助學金,我都和他們父母講,這點錢完全要用在小孩學習和生活身上,父母絕對不能拿來用在自己身上,這筆錢就是為了肯定小孩父母當年的義舉,因為我自己入獄後,我孩子就受到過委屈,所以我知道這筆錢的意義。目前後援會在澳洲每年有四五十個捐款人,在香港、美國、歐洲也都有。
西諾請嘉賓談一下後援會與其他相似的組織有何異同。
王軍濤說,第一,後援會的目標鎖定在不為外界關注的、受苦又很重的人。這是個悖論,國際人權組織也有這種問題,那些最該得到支持的人往往得不到,因為組織要向捐款人報告成績,這樣那些能上媒體的名人就容易得到資助。第二,立勇的看似不合人情世故,卻能建立嚴厲的機制,無私去低調做事,這樣能動員吸引很多小額資助。畢竟國際上大額資助一般還是給名人。第三後援會確實是純人道的,嚴格限定人道的使用範圍,而不是以此換取受捐者的政治支持或者活動價值。因為畢竟那些受害者因為過往的不幸,目前難以獲得正常的收入,後援會援助的邊際效應就非常大。
陳立群講到葛洵現任主席的“人道中國”組織獲得亞馬遜的支持,凡是通過亞馬遜開設的網站“亞馬遜微笑(smile.amzon.com)”購物,並指定與 “人道中國Humanitarian China”連接,亞馬遜便將購物款的0.5%捐給“人道中國”。我們其他的組織也應該借鑒,利用新技術手段提升資助的水準,開發後援會所積累的巨大道義資源。
孫立勇說,無論是民主黨全委會的後援會、人道中國、盛雪都為國內良心犯默默地提供資助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吳宏達先生創辦的勞改基金會,20多年來給良心犯很多支持,而且為改善中國整個監獄的人權狀況都大有貢獻,我當時在監獄裡聽到吳先生被中國政府抓捕的消息都很為他擔心。
孫立勇最後激動地呼籲海外希望中國進步、早一日民主的人們,你們每向中國良心犯捐一分錢都是為中國民主化事業添磚加瓦,幫助他們就是在救贖自己,忘記他們就是背叛。
王軍濤說,現在中國也富了,如何喚醒國內有良知的人們去資助也是很重要的。
陳闖創引述一個推友的意見說,很重要的是如何在海外華人以及所在國公民中傳播中國民主化抗爭的現狀以及對世界的意義,從而擴大籌募範圍。
陳立群說海外還是有幾個支援國內的組織,彼此之間應該互通有無,避免重複資助特別有名的人的現象。

 

1/9/2014 [新公民運動] 王婧:一家勞工律所的另類生存

無政府主導,亦無工會參與,2011年底,發生在深圳的比亞迪罷工風波和西鐵城代工廠罷工風波,均以勞資雙方集體談判的形式妥善解決。
這兩起勞資集體談判背後,一家以“勞動案件只代理勞動者,絕不代理企業” 為宗旨的律師事務所——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下稱勞維所)至為關鍵。
這家專業化的勞工律師事務所,在過去六年多時間內代理了近3000個勞動案件。此間正是中國勞資糾紛高發期,罷工等勞資矛盾在珠三角等地區風起雲湧。在個案維權基礎上,勞維所通過組織集體談判,逐漸摸索出中國勞工維權的新模式。但這一模式要在全國推廣,困難重重。

“團結就是力量”
大螢幕上,西鐵城代工廠的罷工聲勢浩大,隨後的集體談判又秩序井然。
這是2011年12月25日,來自深圳寶安區的20多名工人,正在接受法律培訓。大螢幕上播放的罷工案例,讓他們既激動,又有些緊張。他們覺得那些罷工工人是“英雄”,但又有點擔心,這樣“會不會被抓起來”? 這20多名工人,平均年齡在30歲左右。他們對法律瞭解非常少,甚至不知道“三險一金”是什麼。但他們對“維權”有懵懂的認識,知道要找政府、找律師、找記者。 來自勞維所的何遠端在給工人們進行法律培訓。他一一指出西鐵城代工廠的工人們做得好和不好的地方,不斷強化著的一個觀念,“團結就是力量”。
視頻中,一個關鍵角色坐在工人們中間,他的話不多,但很實在。他是勞維所的主任段毅。 對集體談判,段毅已輕車熟路。談判前,他做足了準備。給司法局打報告,給深圳市總工會和政府勞動部門發函,“他們不反對就代表默許律師介入”; 讓工人代表們收集了全工廠半數以上工人的委託簽名,“以證明工人代表的合法性”;他義正詞嚴地告訴資方,“必須無條件地保護工人代表,不得採取任何懲罰性 措施”,否則罷工問題不可能真正得到解決。 這場談判的最大亮點,是工人用“罷工可能繼續”逼迫資方接受條件。當資方明確表示,工人們提出的要求太高時,一名工人代表說,“這是工人們委託我們談判的底線。如果你們不答應,那麼超過今天晚上12時,不是我們不願意談判了,而是他們不要我們做代表了!”
談判最終以資方做出充分讓步而和諧收場。事後工人們表示,“現在加班任勞任怨,工作效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工廠的日方老闆甚至在當地四星級酒店宴請全場1000余名工人,“擺了100多桌,每桌1000元標準”。 這樣的培訓,在2010年和2011年兩年間,勞維所共組織了約60次,培訓了大約2000人。而前述的西鐵城代工廠的集體談判,是培訓課程最新一個案例。 何遠程告訴工人們:“你們為自己維權,就是為全社會維穩。不要擔心被抓,只要你們不越過法律的紅線,就沒有問題。”
在2010年本田罷工事件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當地視察時,就對罷工表示理解,認為對勞資衝突,應該讓勞資雙方談判解決,不應該上升到“維 穩”的政治層面。段毅認為,這給廣東省提供了一個比較好的勞資談判的氛圍。在比亞迪裁員和西鐵城罷工兩件事情的處理上,整個談判過程政府均未介入。

“不吃香”的維權市場
從本田罷工到西鐵城代工廠罷工,都是近年來勞資矛盾爆發的縮影。來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資料顯示,從2001年到2008年,僅申請仲裁的集體勞動爭議案件,年均增長幅度達11%。
在勞動爭議中,資方表現強勢,“往往不惜一切代價去打贏一場官司。因為如果一個案子敗訴了,接二連三的連鎖反應資方很難承受。”
段毅說。 工人們維權一般的途徑有: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向法院提起訴訟,最後向法院申請執行。對於大多數案件,勞動仲裁 是向法院起訴的必經前置程式。這原本是為保護處於弱勢地位的勞動者,現實卻是很多勞動糾紛仲裁後都會起訴到法院。全部走完這個程式,最短時間要一年半,最 長可達數年。
段毅說,“現在法院重調解,不重審判”,而調解往往需要雙方做出妥協。結果是,相當多數的糾紛都是以工人讓渡部分權益而結束。 此外,很多地方對勞動糾紛等群體性案件,會限制共同訴訟或代表人訴訟,只讓每個人單獨提起訴訟。段毅稱此為群體性案件中訴訟“原子化”,即讓每 個工人單獨面對資方。例如,一個涉及200餘人的拖欠工資案,每個人訴訟標的都不大,但要分別製作200多份委託協定、起訴書、代理詞等。費時、費力、收 入低,是執業律師們普遍不願意為勞工代理案件的主要原因。
珠三角是中國市場經濟最發達地區,也是勞資矛盾最多發地區。“一段時間,全國的勞動爭議案,廣東占40%,光深圳就占20%。”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劉開明告訴財新《新世紀》。 這形成了巨大的勞動維權市場,但卻是一個“不吃香”的市場。執業律師們缺乏進入的動力,更多的服務由草根NGO提供。劉開明介紹,整個珠三角地 區,目前至少有50家多家專門為勞工提供免費服務的NGO,他們習慣稱為自己為“勞工維權NGO”。然而這類自主維權組織不但面對著強勢資方,自身還存在 著法律身份、資金來源、專業能力等各種困難。 因為無法獲得民政登記註冊,很多NGO不得不打著“個體工商戶”的旗號尋求工商登記。亦有一些勞工維權組織選擇做一些收費的案件代理,常常被官方列為“黑律師窩點”而遭查處。

特殊律所
在珠三角勞工維權市場,勞維所從一開始就顯得相當獨特。2005年7月29日,勞維所掛牌成立,成為深圳市乃至是國內第一家專門的勞動維權律師事務所。當時的新聞報導稱,這“結束了勞動爭議少有律師問津的尷尬局面”。
勞維所的成立源於深圳市律協的一次改革。2005年,深圳市律協提出創辦專業化律師事務所的規劃,提出了房地產、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勞動訴訟 等十多個選項。獨獨勞動訴訟這一選項沒有一個律師報名。“一看這情況,我就選了這個。哥就是愛吃螃蟹。”今年55歲的段毅喜歡用“哥”來稱呼自己。 在創辦勞維所之前,段毅在深圳做了近30年執業律師。到20世紀80年代末,他已經躋身深圳“最有錢”的律師行列。“哥原來也是個開賓士,住會所的主兒,咱不差錢。”這是段毅成立勞維所的物質基礎。 但他沒有想到,律所還未成立就差點夭折。最初的半年中,他先後找了不下20名律師懇談,邀請他們加入,“嗓子都談啞了,但都遭到拒絕”。原先的三位發起人之一也在將要簽署合夥協定時悄然離去,勞維所差點因合夥人不到法定人數而宣告流產。
此時,劉小軍、劉雪壇兩名律師加入。兩位也是已經衣食無憂的執業律師,劉雪壇亦是段毅的大學同班同學。 段毅最初的打算是,實行會員制,吸引盡可能多的工人加入。即工人以交納年費的形式入會,勞務工收費標準是每年100元,高級雇員每年300元。 會員享受會員章程規定的各項免費及優惠服務,只要加入服務計畫,就可以免費享受法律諮詢、個案對策、參加法律講座、培訓等服務,並以優惠的價格獲得其他法 律服務。 他心裡有一筆賬:深圳2005年的勞務工就有800萬,只要有1%的人加入,一年就有800萬元收入,律所足以運轉。但四個月內吸收的會員不到 20人,其中勞務工不到10人,同期律所總收入僅1.3萬元。段毅回憶,“主要原因是我的想法沒能全面推廣,更重要的是勞維服務市場還太不成熟”。

維穩與維權異途
工人們早已知道,很多時候僅靠法律無法解決問題,於是各種維權方式層出不窮:爬吊塔、跳樓秀、集體散步、堵路、靜坐…… 據來自香港的勞工團體“中國勞工通訊”2011年12月發佈的《工人集體運動11年:基於553個個案分析》,“自 2004 年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之後,中國工人的集體行動就隨之出現了從被動維權到主動爭取權益的趨勢,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待遇的集體行動越來越多。珠三角地區農民 工因維護自身權益而產生的群體性事件,從2000年的2405起增加到2004年的4008起,參與人數從2001年的16萬多人次增加到2005年的 25萬人次”。僅僅2004年,深圳就發生了日資友利電廠1.6萬人大罷工,海燕廠3000多名員工罷工堵路,長營廠5000多名集體罷工等事件。幾乎在 同一時期,還發生了台資興昂集團旗下四家東莞鞋廠工潮、偉創利罷工、飛煌罷工、艾美麗罷工、寶信廠罷工、愛默生罷工…… 那時,政府欠缺處理這種突發而劇烈的大罷工的經驗,往往採取高壓手段。稍有規模的罷工,都會遭遇政府的強制力量——他們來源龐雜,包括武警、公安、防暴部隊、治安巡防、民兵甚至交通協管等。
政府如此處置,是典型的維穩思路。由於工人集體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屬於群體性行為,被視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因此被列為維穩物件。 不獨所有官辦、半官辦機構,就連律師事務所都和維穩扯上了關係。因為專注于維護勞工利益,並依法解決勞動糾紛案,2007年,勞維所被廣東省律協授予“維穩突出貢獻獎”,成為深圳惟一“獲此殊榮”的律師事務所。 工會亦是維穩系統重要角色。2008年,深圳市總工會與七家律師事務所簽訂協定,為工會會員維權。由於段毅同時是深圳市律協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專業委員會的主任,勞維所赫然在列。
據媒體報導,對每起個人案件,工會給代理律師支付3000元費用;如果是集體案件,會根據案件涉及人數增加費用。深圳市總市總工會計畫在一年內投入300多萬元,委託律師事務所開展400多起勞動爭議的調解、仲裁和訴訟。 勞維所的業務開始多起來,他們招收了20多名剛畢業的法律碩士。“那真是我們和(深圳)總工會的蜜月期。”段毅回憶說,有了穩定的收入來源,加上工會的支持,年輕律師們積極性非常高,逐漸成為律所骨幹。 這一時期,勞維所開始關注工人組建工會問題。律所內部,也成立了勞工訴訟部、工人培訓部、集體合同部,給部分企業的工會講解集體合同等問題。 但段毅卻越來越覺得“不對勁”。在2008年深圳某著名罷工事件中,段毅代表工人前往與資方談判,“基本談妥了,給每個工人漲薪5%。但不知為 何,這家企業的工會不讓我繼續談下去,轉而由深圳市總工會介入。此後新聞報導稱,給每個工人漲薪3%。但工人對這2%的差距完全不知情。”
2009年4月16日的《深圳特區報》報導說,“堅持維權與維穩相結合,是深圳工會在履行維權職能過程中的重要指導思想。在調處勞動爭議中,深圳工會始終把維護企業和社會穩定作為重要考量前提。” 這樣的維穩,和維權目標並不一致。理念差異,成了勞維所最終與深圳市總工會分道揚鑣的重要原因。2009年,深圳市總工會停止了與勞維所的一切合同。勞維所進入了最冰冷的時期。這一年,律師出走了十幾個。他們對律所失去信心,不僅僅因為經濟來源問題,還擔心政治風險。

集體談判前景
但段毅執意堅持下去。他帶團隊到義大利、荷蘭、法國、日本等地,去學習工業化國家解決勞工問題的經驗。 隨後,集體談判進入了他的視野。他發現這一制度的好處是,“讓工人們參與到事關他們利益分配的決策中來,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而不是被動地去接受政府和企業的談判結果”。 集體談判制度要在中國推廣尚有難度。因為中國的法律中,對“罷工權”並沒有明確規定,工人亦無從獨立組織工會。 官方更喜歡政府或工會主導下的“集體協商”。在官方正式檔中,“集體談判”並未正式出現過。“集體談判和集體協商的區別在於,集體談判是勞資主導,集體協商是政府主導。”段毅如是解釋二者的差別。
在2011年比亞迪罷工風波和西鐵城代工廠罷工風波中,勞維所推動的集體談判試驗獲得了成功。這一方面源于他們在勞工領域數年努力的基礎,另一 方面也與廣東群體性勞資矛盾高發壓力下,官方對罷工等事件的處理經驗增加、維穩思路有所變化有關。華南農業大學和廣東省總工會曾聯合做過調研,結果顯示, “集體協商處理機制的缺失易導致工人選擇極端手段”。 2010 年,廣東省發生包括本田罷工事件等大範圍群體性勞資矛盾後,廣東省對《企業民主管理條例》的草案進行了修訂,增加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相關內容,並要求職 工應當通過工會與企業進行工資集體協商;規定企業三分之一以上職工向企業工會提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的,企業工會應當向企業提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 此條例草案還就工人罷工作出規定,要求工人在“未依法提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時,或者工資集體協商期間,不得採取停工、怠工或者其他過激行為”。
同時規定,“企業收到工資集體協商意向書後,應在15日內予以書面答覆,無正當理由不答覆或者不安排協商的,不得因職工停工、怠工而解除勞動合同”。 遺憾的是,該草案因資方的強烈抵制而“暫緩提交省人大常委會審議”。不過,官方對罷工不再談虎色變,開始變得從容且包容。勞維所參與的勞資集體談判,至少獲得了官方默許。 集體談判模式未來有多大的發展空間?一些行業研究認為前景可期。
廣東勞動學會人力資源管理協會副秘書長、華南農業大學勞資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楊正喜表示,由於廣東市場經濟發展先行一步,勞資問題出現也是先行一步。目前有不少產業開始向內地轉移,內地企業將來也必然會遭遇廣東同樣的問題。 種種跡象顯示,罷工潮已經由廣東向內地蔓延。2012年1月4日,新年的第一個工作日,在成都,攀枝花鋼鐵廠萬人大罷工;在無錫,中國最大的全自動洗衣機企業小天鵝公司千人罷工;在梧州,一家玩具廠1300人罷工。 據“中國勞工通訊”發佈的《工人集體運動11年:基於553個個案分析》,自 2010 年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出現了系列罷工和工人自殺事件之後,投資者們除了大幅度提高工資水準,還採取了遷移的方式,將工廠搬到了中國內陸地區。
這一報告分析稱,這種遷移會使投資內陸化成為“中國勞資糾紛社會化的一個起點”。此前東南沿海的工人集體行動中,大量新生代農民工遠離家鄉,集 體行動一般局限於他們受雇的企業內部。工廠內遷後,工人們的集體行動如果發生在其家鄉所在地,工人組織化程度會因地緣和親緣的優勢而加強,集體勞資糾紛的 社會化程度將大大提高。 報告認為,由於缺乏完善的集體談判制度,勞資談判仍然會以工人集體行動的方式發動。不過,當勞資雙方都付出了代價後,可能會從此形成共識,在企業中建立起一種雙方都可以接受的集體談判制度。
這將是段毅們的試驗在中國能夠得到推廣的希望所在。但是,像廣東這樣相對開明的政府環境,以及勞工領域的專業機構,短期內在內地還難以期許。而先行者勞維律師事務所,如今也面臨這不少難題。 “六年,帳面虧損480萬元。”這是勞維所的經營狀況,“目前需要代理一些刑事和民事案件的收入來填補成本。”段毅稱,在國外,此類律所的經濟 來源主要有三種:一是政府對勞工律師有特殊的幫助,比如日本,由律協撥出專款支持勞工律師;二是工會資金,從事集體談判的人員可以得到工會支持;三是來自 社會的公益資金支持。 “如果中國的工會都是由工人選舉出來的,他們會有興趣購買這樣的集體談判服務。這是一個理想的模式。”段毅說。

 

1/9/2014 [維權網] 程海律師:行政處罰聽證場所異議書

北京市昌平區司法局:

2014年1月27日我擔任丁家喜律師要求官員財產公開、教育公平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辯護律師,因海澱區的法院和檢察院一系列違法,限制剝奪辯護權,無法有效維護被告人合法權益,我退庭投訴控告,進行辯護救濟。你局在我要求保障律師執業權求助後,不僅不保障律師合法權益,卻助紂為虐以我擾亂法庭秩序為由擬給我停止執業一年的行政處罰。2014年8月27日,你局送達行政處罰聽證會通知書[昌司聽通字(2014)1號],聽證時間為9月5日9時,地點為“北京昌平區陽光中途之家”。經查“昌平區司法局陽光中途之家網”職責介紹,“陽光中途之家是為社區服刑人員和刑釋解教人員提供教育、培訓、臨時安置等服務,説明他們克服困難、提高適應社會能力,預防和減少重新違法犯罪的承擔公益職能的事業機構。
“承擔著對社區服刑人員進行集中教育、為有需求的社區服刑人員;刑釋解教人員提供社會適應指導;為有需求的社區服刑人員;刑釋解教人員提供心理諮詢和心理輔導三項基本功能。
“承擔著為無家可歸、無親可投、無生活來源的社區服刑人員、刑釋解教人員的提供臨時安置;為社區服刑人員、刑釋解教人員提供就業幫助;為社區服刑人員提供公益勞動專案三項協助工具。”
對我擬行政處罰的聽證是你局正常工作,應當安排在你局辦公場所舉行,辦公樓有一百多人的大會議室,完全可以滿足聽證需要。現捨近求遠,安排在和聽證無關的陽光中途之家舉行,完全沒有必要;且我不屬於“社區服刑人員和刑釋解教人員”,安排在該地聽證,是明顯的濫用職權,是對我人格侮辱,違反公務員法第十二條等規定。請依法變更到你局辦公場所舉行聽證。另外,8月29日我到你局查看1月27日庭審證據光碟時,法制科接待工作人員蔡青態度惡劣,請給予批評教育,責令其賠禮道歉。
被聽證人:程海  2014年8月31日

 

1/9/2014 [維權網] 關於“小河案兩周年暨冤案申訴研討會”進行前後一些事項的說明

由周澤、李金星、張磊三位元律師牽頭組織的“小河案兩周年暨冤案申訴研討會”於2014年8月30日在貴陽不順利召開。作為會議組織者,我們對本次會議前後的一些事項說明如下:
一、小河案是中國刑事司法一個值得關注和研究的典型案件,而冤案與司法公正是當前中國法律人重點關注的議題。關注法治進程,推動平反冤案,促進司法公正,是我們召集此次會議的初衷。
二、我們先後在貴陽市預訂了四家酒店的住宿房間及會議室,但均被酒店單方毀約(有的酒店明確告訴我們是當地公安部門要求他們不得接待我們),我們好不容易訂到了第五家酒店,但是就在會議將舉行的前一天晚上,又被酒店堅決告知會議室不能使用。
三、無奈之下我們決定將會議改成到黔靈山公園遊覽、坐談,但是沒想到坐談剛剛開始便遭到破壞,沒穿制服或者穿了制服卻沒帶證件的貴陽公安人員帶領大批不明身份者以有人舉報我們“非法聚會”(員警原話)為由要求對我們進行調查。我們對此顯然無理的濫權違法行為當然無義務配合。
四、在多名員警的眼皮底下,湖南劉凱律師被地痞流氓般的不明身份人員暴力毆打、扭抓,劉凱律師被逼跳河才得以逃脫,葛永喜律師被毆打、上衣被扯得稀爛,張錦宏律師被毆打膝蓋出血受傷,李和平律師為了阻止暴徒對劉凱律師施暴而手臂受傷,參會者黃佳德則被黔靈山公園派出所非法扣押九個小時。
五、為了抗議參加坐談的同行被施暴、被非法扣押,十四位律師現場進行絕食,要求嚴懲施暴者,釋放黃佳德。
六、中午之後,我們的會議按原定議程繼續在黔靈山公園原地舉行,近七十名律師回顧了小河案,張燕生律師介紹並與大家討論了念斌冤案,多位律師介紹了自己正在代理申訴的冤案,多位元律師分享了自己代理成功平反了的重大冤案的辦案經驗,大家交流和分享了自己的執業感悟、對中國法治狀況的觀察和思考,大家還深入探討了中國律師推動國家法治建設的歷史使命。會議持續到下午六點半,楊學林律師致了會議閉幕辭。
七、下午會議進行中,福建游精佑先生遠端向參會的張燕生律師送來了一大束鮮花,北京張抗美女士帶來了德高望重的法學界老前輩郭道暉先生對我們本次會議的親筆賀信,鼓勵大家“為民維權,為平反冤案多作貢獻!”對此我們深表感謝。
八、作為會議組織者,我們要向所有參加本次會議的律師、記者、作家、教授朋友們表示歉意,特別是要向無辜被毆打受傷的劉凱律師、葛永喜律師、張錦宏律師、無辜被非法扣押九個小時的黃佳德、因見義勇為而受傷的李和平律師表示歉意和慰問。
九、我們感謝所有參加本次會議的各位朋友。特別感謝在會議遇到不正常情況時全國各地朋友、同行、網友們的關注和聲援,你們的聲援讓我們非常感動,謝謝你們。
十、最後,我們預先歡迎朋友們參加明年舉行的“小河案三周年研討會”。

周澤、李金星、張磊  2014年8月31日

 

1/9/2014 [大紀元] 貴陽研討會律師遭暴力 7家律所發聲譴責

8月30日,貴陽當局在黔靈山公園上演了一場鬧劇,大陸70位律師要召開的「小河案兩週年暨冤案申訴研討會」讓當局如臨大敵,派出大批警力盯梢,部份與會律師遭到警方暴力毆打和扣留。此事件引發大陸律師界的極大關注,至少有七家律師事務所發聲明,公開譴責貴陽公安的暴行。

 

1/9/2014 [新公民運動] 大學城環衛工事件的本源:失地農民的命運

大學城環衛工人維權的事件已經持續了近二十天,進入公眾視野也快十天了。在這過程當中,有雙方的角力,有學生的參與,有工會的協調,有警方的介入,留下了沒人清理的大學城。 在事情僵持不下之時,各種不同的聲音紛至遝來。《中大學生:我們為何應該聲援環衛工人?》中,作者指出“近萬名新生以及更多的學生目睹了工人們的維權,然而除了個別同學和校媒的報導之外,環衛工人的訴求沒有在學生中間激起任何波瀾”,並認為“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大多數的大學生是所謂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作者還在文末呼籲大學生,“關注本次維權事件,讓正義的光芒成為大學城一道永恆的榮光,拒絕做冷漠的路人”。
這一觀點,被部分人解讀為“沒有參加簽名的大學生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麥子林夕”在其刊發在她此前所供職校媒微信公眾號的個論《我為什麼不簽名》中認為,“學生維權的有效途徑,是把事件的真實情況、雙方的說法和依據有效、暢通地呈現在人們面前”,並認為“在一些校媒的相關報導中,均是對環衛工維權活動的報導,而對於廣電物業方面的描述卻完全缺位”。並在文末提出“有時愚昧的好心在效果上等於作惡”的觀點。
《中大學生:我們為何應該聲援環衛工人?》中,“不簽名”就如何如何的觀點確實有失偏頗,但關於此次環衛工人事件,認為“大學生不該介入”的聲音不絕於耳,像“麥子林夕”那樣,認為“一些校媒”沒有保持“客觀中立”的觀點也有不少。然而,環衛工人維權事件真的那麼簡單嗎?大學生真該僅僅做一個旁觀者?
其實,事件早在8月中旬就已開始。最早報導此事的《381環島志》在8月13日發表《大學城換物業,環衛工何去何從 》的報導:8月12日上午,近200名大學城環衛工聚集在小穀圍街道辦,為保護工齡,爭取留在大學城,與小穀圍街道辦進行了商討。 包括e先每日資訊在內的校園媒體也開始關注此事,並在事件擴大化以前對雙方進行了採訪和報導。事件擴大的原因在於雙方的談判數次破裂。在無法達成談判進展的情況下,工人們才在8月21日站在了新天地門前。所謂“工人與企業站在了對立面”從一開始就有了,直接原因是協商無果。
為何“工人與企業站在了對立面”?要瞭解大學城環衛工人事件,就必須從10年前,大學城的建設說起。 在百度搜索“廣州大學城征地”,10年前的報導仍歷歷在目:《廣州大學城征地拆遷糾紛》,《征地手續違法?廣州大學城怎樣化整為零非法圈地》,《代表質疑廣州大學城向農民低價征地後造地王》。這批環衛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原來的失地農民,這從環衛工人的自述,以及《廣州大學城穗石村村民生存現狀調查》,《廣州大學城失地農民安置問題調查報告》等民間調查材料中都可印證。在2010年及之前的亞運會場館建設中,大學城出現了二次征地。如果說,學生對2004年以前的事情不瞭解的話,那2009年郭塱村險些被整體拆除則在不少學生的記憶中還留下印記。
如此說來,這批工人,十年前就已經被迫重新選擇職業,經濟來源從原來的自己種地獲取收入,變成今天的不得不依靠物業公司發工資。 環衛工人們依然希望繼續留在大學城,但奈何公司沒有繼續中標。而沒中標的原因,外人難以知曉。但在廣電物業的危機公關微博中,或許能猜出一二。8月28日,@帥鍋序列 發表微博,稱“給廣電集團點十個贊”,並提出疑問“既然是國企,為什麼政府不把大學城繼續交給廣電物業做呢,為什麼非要招標讓比標底低2000萬的私企誒?”,而廣電物業所開微博@大學城最後的堅守 則是這樣回應的:“政府有政府的難處!”
葛廣在其評論《如何更有效的幫助環衛工人》所說,“在法律層面,廣電可能佔有一定的優勢”,但這“優勢”更可能只是在這次最尖銳的矛盾——補償金上。若追溯以往的用工情況,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廣電物業反而存在合同不規範等問題,處於劣勢。而根據粗略計算的,要支付工人270萬元的補償,到底是不是一個大數目?根據廣州鑫廣電物業服務有限公司的註冊資料來看,註冊資本為500萬元,而根據金融界的報導,2010年末,廣電物業就有上市的計畫,270萬元對於廣電物業來說,也許不是想像的那麼大?
而至於大學生在這次事件中的表現,他們除了發起簽名、募捐以外,更搜集了不少廣電物業的材料,包括其標書所載工人人數及工資與實際相距甚遠,中間存在巨額資金去向不明等。這不僅揭示了更多關於廣電物業用工的實際情況,更是為環衛工人的談判增加不少籌碼。不知道這樣,是否是“麥子林夕”所說的“把事件的真實情況、雙方的說法和依據有效、暢通地呈現在人們面前”?而關於校媒如何報導,這裡引用新聞界的一句“To afflict the comfortable, and to comfort the afflicted.”新聞所謂的“中立”,也需要建立在常識的基礎上。 另外,廣電物業對待記者態度惡劣,並在深夜騷擾工人。不知道會否成為新的“事件的真實情況”?若廣電物業真的問心無愧,又何須在微博上惺惺作態後,再在半夜騷擾工人及其家人?個中緣由,或許更值得我們用自己的常識思考。
回過頭來看,這次的事件並不僅僅是環衛工人與廣電物業之間的相持,關注事件,我們更需要把目光回溯到本源——大學城失地農民的安置上。十年前,政府需要在緊迫的時間裡平息可能的紛擾,以19個月建10所高校的速度建起大學城,十年後的今天,政府更需要管治智慧,將當年因匆忙而落下沒解決的問題妥善處理,方可讓類似的事情再次重演。
(據 2014年8月31日微信公號“e先每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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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民訴冤

 

1/9/2014 [大紀元] 中國大陸是強迫失蹤受害者最嚴重的國家

8月30日是「強迫失蹤受害者國際日」。 自從中共江澤民於1999年7月迫害法輪功信仰團體以來,中共610辦公室在大陸各省、市、縣、區均設立了所謂法制教育基地(即黑監獄、洗腦班)——專門用於關押迫害法輪功學員、異議人士和維權上訪人員。
336萬法輪功學員被中共迫害致死 打壓依舊
在江澤民的「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的指令下,監獄、勞教所、洗腦班成為迫害法輪功信仰團體的主要場所。而勞教所、洗腦班都是中共強迫失蹤法輪功修煉者以及維權民眾進行酷刑迫害的法外之地。隨著法輪功學員在勞教所被迫害致死致殘事件曝光後,中共於2013年末被迫取消了勞教制度。但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和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的打壓並未停止過。
據2014年3月《明慧網》報導,中國大陸共有約449個洗腦班。2013年下半年明慧網報導,被中共綁架到洗腦班的法輪功學員達1044人,是2013年上半年的5倍多(上半年不完全統計為181人)。
另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上半年共有2,987名法輪功學員遭綁架。這些綁架分佈大陸30個省市自治區,其中山東、吉林、北京、江蘇、上海、重慶、安徽、甘肅的綁架數量翻倍。
15年來,在江澤民的「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的群體滅絕政策下,法輪功信仰團體成為中國人權迫害最嚴重的團體。
據《正見網》初步估算,中國大陸約有336萬法輪功學員在中共的殘酷鎮壓中失去生命;約118萬人是被中共「高壓逼迫」致死,佔35%;約218萬法輪功學員被中共「關押迫害」致死,佔65%。在被中共「關押迫害」致死學員中,其中57萬被「拘留」致死,50萬被「勞教」致死,47萬被「非法抓捕、審訊」致死,34萬被「判刑」致死,34萬被「洗腦班、精神病院、黑監獄」致死。

 

1/9/2014 [維權網] 快訊:聲援鄭州十君子案遭刑拘的李燕軍昨日回到南寧家中

因聲援聲援鄭州十君子案遭刑拘的李燕軍昨日(2014年8月30日)已回到南寧家中。他是8月29日被釋放的。
廣西南寧李燕軍電話說:他2014年8月29日下午4點從鄭州三看被帶到大河分局。廣西國寶領完手續後於30號晚8點帶回廣西南寧仙葫派出所。昨晚李燕軍已回到家中。謝謝一直關注關心他的所有公民朋友網友們。
2014年8月1日因聲援鄭州案被鄭州警方帶走後被刑拘有六人:翟岩民、姜建軍、張占、李燕軍、鄧福權、尹恩沛,現在只有鄧福權還需落實下落,其餘已經釋放。而之後被刑拘的華春輝、王譯夫婦早前也獲釋。只有陳劍雄當時被批捕,現關押在赤壁看守所。

 

1/9/2014 [維權網] 遼寧冤民張正廷 宋玉潔遭政府強行截訪後失蹤(圖)

張正廷、宋玉潔是遼寧省丹東市經濟合作區浪頭鎮人,2009年8月14日他們家的位於經濟合作區內合法生產經營的工廠遭浪頭鎮政府非法強搶、強拆,給他們一家造成巨額財產損失,在遼寧省內訴告無門,被逼逐級上訪到北京。
當地政府怕強搶毀壞民財的罪惡敗露,多年來不惜血本的對夫妻二人進行強截和穩控,進而進行非法的關押和迫害,從2011年到現在夫妻二人已經十數次被關黑監獄和非法拘留,數次被歐致傷,身心都受到了巨大傷害。

2014年8月13日夫妻二人在北京馬家樓被當地截訪的強抬上車,押回原籍後與外界失去聯繫至今,他們的家人找遍了當地的相關職能部門,都說人不是他們接的,他們也不知道關押在哪裡,現在張正廷、宋玉潔夫妻二人處於失蹤狀態。

 

1/9/2014 [參與] 訪民國辦大集訪,中紀委人三進三出“三辦胡同”(多圖)

2014年8月29日,以上海訪民為主的全國訪民國辦大集訪,下午國家信訪局、全國人大、中紀委信訪辦所在的“三辦胡同”前聚集了上千訪民。突然出現一群掛著胸牌的人三進三出“三辦胡同”,聽門口的人說,王岐山秘書也在其內,聽說這些人好像是中紀委的人。頓時眾人情緒激昂長時間持續高呼:打到腐敗,還我家園等口號,那場面真是壯觀,這也釋懷出壓抑在訪民心頭多年的怒火,刹那爆發出。政府官商勾結掠奪老百姓財產,從地方到中央無處不腐敗。

國家信訪局局長徐業安、許傑畏罪自殺引起強大的反響。信訪部門已成為腐敗重災區,她們利用職權勾結地方截訪人員,給到信訪局上訪的訪民“銷號”,把訪民賣給駐京辦截訪人員,以致訪民被駐京辦人截訪回去遭受毆打、被失蹤、關押黑監獄等遭遇。很多地方官員為了應對各種信訪責任追究,通過給上級信訪官員行賄來進行”銷號”;一些信訪官員籍此獲利。信訪腐敗越演越烈。
8月29日下午,北京出動大量員警、保安以及上海駐京辦人,對在國家信訪局集訪的約800上海訪民攔截,強迫訪民上等候在信訪局前的8輛“巨龍”公車上關押久敬莊。上海訪民又一次在久敬莊遭遇“銷號”作假,在登記視窗訪民發現登記身份證的時候沒有被登記,身份證登記時,工作人員應該把身份證放入電腦登記身份證輸入口,有紅燈會亮起,身份證輸入電腦內系統保存後才登記完畢。但這次當身份證放入電腦輸入口時沒有任何反應,而且輸入口被遮蓋物遮蓋,工作人員輸入身份證只是做的假動作。當上海訪民發現又一次在被愚弄,在上海訪民的強烈抗議下,久敬莊工作人員不得不承認作假現象,並表示下次不會在出現這樣的事。上海駐京辦長期蹲點久敬莊,時常會傳出上海訪民被駐京辦賣的消息。上海政府有錢,但不解決訪民的問題,用錢收買官員,出賣訪民,發訪民財。
習近平上任後決心將反腐敗到底,中央派出巡視組清查腐敗。老百姓喜出望外,心想盼望已久的青天終於來了。有人爆料在上海江蘇路888號,所謂的中央巡視組並非中央巡視組的人,都是上海政府派去的人,他們在接待訪民時,時常會露出上海本地口音。嗚呼!訪民又上當了!

 

1/9/2014 [六四天網] 20省市參戰老兵代表致習近平:我們已成維穩物件

我們是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和還擊戰作戰(參試)的退伍老兵,是愛党、愛國的群體,是國家優撫對象。由於國家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我們早就失去了工作和生活的基本保障,沒有政府的關心我們難以生存。所以,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的政府統籌解決,切實實際的落實有關優撫政策,改善優撫對象的生活狀況和解決老兵們今後在生活當中的後顧之憂。
最近這幾年,國家出臺了許多針對優撫對象的優撫政策,但地方政府近幾年以來一直沒有完全貫徹執行,存在著差異,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雖然有些地方政府暫時的解決了部分優撫物件的工作和落實了一部分優撫政策,但不能根本解決群體的問題。正因為如此,造成近幾年以來全國各地參戰老兵不停的大規模群體訴求,要求解決實際問題和落實有關政策,同時在訴求的過程當中受到了有關方面不斷的打壓,成為了維穩的對象。現將以下訴求和情況向黨中央、習主席彙報如下:

 

1/9/2014 [權利運動] 趙國有告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書

我是北京工程兵趙國有,老班長共產黨員傷殘軍人,集體轉業後的北京城建集團辦理傷病殘退伍,又沒辦任何移交,我成了黑人至今三十一年並上訪無果,北京政府承接十一年無結論,由城建買單把我放在北京接濟站三年了,現在腰椎癱床及心腦血管重病不能自理。

 

1/9/2014 [六四天網] 成都4村民北京拘留期滿再進久敬莊 周燕急救

成都市新津縣花願鎮長樂村14組周燕瓊來電稱,2014年8月26日,周燕瓊,盧成元,曾斌,趙先瓊前往聯合國開發署,被押送北京市朝陽區分局拘留所,以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拘留5日。8月30日下午16時30分,我和趙先瓊,盧成元,曾斌從北京市朝陽區分局拘留所獲釋,成都地方政府沒人接。31日下午13時30分,我們去中南海後,被府佑街派出所帶進府佑街派出所,後被送進了久敬莊。現在,成都市住京辦譚陽來接我們。晚19:45:22,成都雙流縣陳紅來電:現在,周燕瓊因入住地下室身體不適,已被成都駐京辦組長送到北京解放軍302醫院進行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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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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