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慶方律師:許志永案真相:從秘密偵查到審理問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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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慶方律師:許志永案真相:從秘密偵查到審理問話

由於許博士案的庭審違反正當程式原則,本案的全部68個控方證人(其中包括以證人名義出現的新公民運動其他十位被告人),無一被允許出庭,辯護人申請的五位證人,法院也只同意其中兩個出庭。因此我們認為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沒有給許博士和律師一個充分發表辯護意見的機會,此次違反直接言詞原則的庭審註定是一場無助於揭示案件事實的醜陋表演,一審時,遵照許博士的意見,本人和楊金柱律師在法庭上全程保持了沉默。二審期間,儘管本人和劉書慶律師都提出了開庭審理申請並提交上申請出庭的證人名單,但是,二審法院仍然決定本案適用書面審。既然本案的兩級審理法院均不願組織公開公正的庭審並做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判決。作為許博士的辯護人,在此我只能將新公民運動案真相向社會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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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秘密偵查、無限上綱,本案的偵查程式極不正常

新公民運動案是本人見過的唯一一起所有指控到法院的犯罪事實都發生在刑事立案之後的案件。警方對許志永的刑拘時間是2013年7月16日,起訴書中指控的犯罪事實分別發生在2012年7月5日,2013年1月27日,2013年2月23、24日,2013年3月31日。但是,在進入審查起訴階段,律師接觸到全部案卷材料後才發現,本案早在2011年11月8日就已經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立案。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總隊在呈請立案書指出:許志永等人自2010年4月以來,插手炒作“教育平等權”、“征地拆遷”、“基層選舉”等問題,並發起“公民承諾”活動,籌建“公民”組織,借機攻擊党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妄圖推翻党的領導和國家政權。綜上,許志永等人主觀上具有顛覆國家政權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已完全符合《刑法》第105條的構成要件,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為防止其行為帶來更大的社會危害,擬立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對許志永等人及“公民”組織立案偵查。可見,早年兩年以前,警方就對許志永等人懷有強烈的敵意,並將其假定為執政黨的敵人。

本案立案偵查後,警方卻既未傳訊許志永等人,亦未告知他們有聘請律師和自行辯護的權利,卻在各嫌疑人未曾察覺的情況下,採取了一系列秘密偵查措施,從案卷材料中揭示的情況看,該案幾個主要嫌疑人的電話記錄、行動軌跡、個人交往無不處在警方的監控之下。歷經一年多的秘密偵查,警方並未找到許志永等人煽顛的絲毫證據,卻非但不撤銷案件,反而於2013年7月16日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將許志永刑事拘留。在呈請刑拘報告書中,北京市公安局3.31專案組認為:自2003年以來,犯罪嫌疑人許志永為實現自身非法政治目的,撰寫大量綱領性反動文章,設計統一“公民身份”標識,組織同城聚會聚攏成員,構建犯罪集團。通過炒作“教育平等權、財產公示、黑監獄”等社會敏感問題,為斷組織、策劃、實施街頭滋事擾序活動,無視國家法律法規,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期間對黨和政府進行漫駡攻擊,行為惡劣、言語粗鄙,嚴重擾亂了社會公共秩序。此外,許志永利用互聯網擴散快、聚焦強的特點,不斷散播虛假、失實、反動言論,混淆視聽、矇騙公眾,嚴重擾亂公眾心理,進一步擾亂互聯網公共秩序。綜上所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1條之規定,犯罪嫌疑人許志永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

從後來警方提交的證據看,不但所謂的煽動顛覆純粹無中生有,新公民組織,犯罪集團的指控也毫無事實依據,但是,在這起警方一再提醒各位律師們“這只是個普通刑事案件,你們一定要注意不能造成不好的政治影響”的案件偵查過程中,警方自始至終都是政治掛帥,在對四單四君子的提請批准逮捕書中,警方認定:犯罪嫌疑人侯欣、張寶成、袁冬、馬新立因自身經歷原因,產生對現行政權及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開始追求所謂“民主憲政”,並依託公民組織,陸續參與、組織“同城聚會”活動。

接下來,在對丁家喜的提請批准逮捕書,警方就更露骨地說:經依法偵查查明:犯罪嫌疑人丁家喜因自身經歷原因,產生對現行政權及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開始追求所謂“民主憲政”,並依託以許志永為首的公民組織,依照許志永非法政治理論(即宣導公民從自身做起,在生活和工作中告別專制奴役和特權腐敗,踐行新公民精神,並在民主規則下聯合分工協作,推動中國民主憲政和平轉型;公民應團結分工協作,以轉貼、訴訟、參選、集會遊行示威等方式共同推動財產公示、反貪腐、反戶籍隔離等公民運動,公民力量在公民運動中成長),參與新公民運動,實施現實危害活動。

該人另於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底,夥同許志永組織14次憲政研討會,研究“多黨制、議會制、聯邦制”等與現行憲法規定的基本政治制度相悖的所謂“憲政制度”,並於2012年7月,參與修改許志永撰寫的《人民的國家——中國未來憲政框架草案》這一文章。

由此可見,反民主憲政,是警方偵辦新公民案的主要理由。在半年多的偵查期間,各個涉案人的政治見解和政治言論,是預審訊問的重中之重。警方反復提到的問題包括:

你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制度是有看法的?

你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怎麼看?

北京”八九年政治風波”時,你在做什麼?

你如何看待那段”八九年政治風波”?

你為何不贊成國家軍隊來廣場清場?你如何看待小平同志這一決策?

你個人是如何看待零八憲章的?

你剛才講不搞一黨獨大,那你是否否認現在我國的政治體制?

你們所提倡的民主憲政國家有何優越性?相比我國現行的體制,這兩者孰優孰劣?

你說的這種批判立場是否就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

據你所知,許志永是如何評價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的?

你是不是也想得一個諾貝爾獎?

你們把公民運動從室內推向室外,你們是否別有用心,是否打著反腐敗的旗號來達到你們什麼樣的目的,這一點你之前也說過,最終是要推翻一黨執政,實現民主憲政的國家,這是否就是你們推動公民運動的最終目的?

你為什麼要在“中國夢”裡增添“民主憲政”的內容?

你理想中的社會制度是什麼樣的?你理想中的社會局面是怎樣的?

對這些和立案罪名毫不相干的問題,各涉案人依法本來可以拒絕回答,但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坦然應對。比如:

張寶成,這個普通的北京市民,一個曾經因為放不下親情為別人擔責受到刑事處分的人,針對預審的問題,他毫無保留在說出了自己的政見:我本人比較關心時事政治,我覺得雖然有些事情政府提出來了,但是很多年過去都沒什麼實際行動,也就是證明了政府想做但是沒有足夠的壓力和能力去做好這些事。我們就是想通過自己的方式讓民眾都能知情,然後讓廣大民眾聯合起來對政府的行為進行監督,從而幫助政府推進這些事情的落實。我覺得自己做的這些都是很正當的,不是違法的行為,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和聚會、遊行的權利。

我是希望共產黨能夠聽取基層人民的聲音,而且共產黨內部有腐敗,光靠自己來治理腐敗進度緩慢。我是很反對誰來統治誰,應該和人民一起商量,習主席老說要容得下尖銳的批評。我在街頭打橫幅,希望官員公示財產,就是督促政府儘快履行反腐敗,儘快邁出這一步。而且我覺得現在的人民代表不能代表我,因為不是我選出來的。人民代表應該是人民直選,直選就是從基層人民中由人民挑選,由個人宣講自己的理念,有廣大群眾的基礎,這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現在的代表人民都不認識,至少我不認識,我不認可,他們怎能夠代表我?

馬新立,作為北京公交集團普通的後勤員工,按執政黨的階級分析法屬於成色十足的無產階級,他對政治體制和權力制衡的理解絲毫不低於很多學者文人:我不認可現在的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你們政府大事不管卻天天管我們打橫幅、聚會吃飯的事情,這是浪費納稅人的金錢。現在政府官員貪污腐敗都是很普遍的問題了,政府卻視而不見。通過我瞭解,西方國家的制度就很先進,人家根本就沒有中紀委這個部門,我國的制度就應該逐步發展為三權分立的體制。我認為還是要通過人民群眾的努力最終改變一黨執政的體制,向世界上先進的國家體制學習,學習人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新聞、言論自由,這樣國家才能富強,才能真正實現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目標。我並不是說我國全都不好,我們國家的體制也有自己的優越性。我沒說共產黨全都不好,就是說現在這種體制導致政府不作為,在反貪污腐敗、治理環境污染等問題上進度極其緩慢。所以我們上街打橫幅就是想讓廣大人民群眾通過我們的宣傳真正認識到這些問題,最終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落後的制度就要向先進的制度學習,從而使國家富強起來。

員警問:人民如何才能享有參政議政的權利?馬新立說:一方面人民用合法的手段自己爭取,比如示威遊行、通過網路自由發表言論;另一方面當權者不應該剝奪公民權利。員警不滿地反問:那如何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新立回答:我考慮的是國家的事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而不是某一個團體(是國家的主人)。

對這種問話,李蔚相對比較警覺,預審問:你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制度是有看法的?他回答:我的看法是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腐敗多,貪官多,不公平正義的事情多。但我現在沒有說過也沒有想說要打倒共產黨,我以後可能說也可能不說。今後還有幾十年呢,不好說。你也別拿話激我。我也希望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能儘快解決這些問題,實現公平正義,保持社會穩定。

 

趙常青,這位89年因參加學潮被在秦城關押四個月的在校大學生,1995在某高中教學期間報考北大社會發展所研究生,四十多名考生中排名第二,卻因政審不過關不被錄取。98年因參加813廠區人大代表競選又被漢中中院以煽動顛覆罪判三年。2002年又因發文要求執政黨停止迫害政治犯和良心犯,被西安中院以煽顛罪判五年。即便是這麼一個悲情政治人物,他也並不徹底否定執政黨,他說:(我的)最終目的就是實現民主憲政,結束現在一黨執政的體制制度。我確實反對一黨獨大,但是我並不反對民主憲政條件下共產黨通過競選後繼續上臺執政。

孫含會,作為科技公司的高管,在所有新公民案參與者中,他屬於條件比較優越的,他認為將來要由全民直接選舉國家元首和地方領導,各個地方實行高度自治,就像現在的臺灣、香港。“我比較認同臺灣的社會制度,我覺得臺灣的制度也比較適合大陸,我堅信這是一種必然趨勢。”

 

在所有人中,袁冬的政治見解是最激烈的,他認為:中國要興旺發達“必須清除馬列主義”,四項基本原則要全部廢除。既然共產主義那麼好,為什麼那麼多共產黨的官員,這些大貪官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到共產主義所宣傳的人吃人的資本主義國家呢?所以我一直認為中華民國的“三民主義”是正義的真理,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是邪惡的,只有推翻共產主義、馬列主義才能建立民主政權,老百姓才能有好日子,我的目標就是建立自由、平等的民權國家。

警方對他的回答如獲至寶,忙問:那你打算如何建立自由、平等的民權國家呢?

答:起點就是公示財產、杜絕貪官裸官,建立民權至上的國家。

問:你的思想從哪裡來的?

答:我的思想就是我看的書上來的,從而總結得來的。

問:通過我們對你家的依法搜查,發現大量書籍不可能在書店買到,你怎麼解釋?

由於除許志永之外,新公民案其他人的民主憲政思想也只是停留在認識層面,而沒有形成文字發表,而僅思想在現代社會顯然不能定罪。加上許志永本人的民主憲政設想中並沒有打倒推翻的內容,這就使得警方抓不到半點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給新公民案定性的證據,那麼警方費時費力地訊問這些人的政見又是為何?事實上,凡是熟悉中國羅織文化的人們對此都不會感到驚奇。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人來俊臣所著的《羅織經》中就寫到:事不至大,無以驚人;案不及眾,功之匪顯。上以求安,下以邀寵,其冤固有,未可免也。

新公民案的製造者明知許志永博士是一個溫和理性的社會改良主義者,新公民運動完全是在現行法律框架內推動公共政策變革的社會進步運動,但是,只要把許志永及其宣導的新公民運動渲染成危及執政黨的領導和國家政權的謀逆大罪,就不難獲得更高層領導的首肯和背書,隨之就能輕而易舉地獲得政法委的協調和檢方的支持,將這個案子做下去。而在中國當前的法治環境下,一個案件一旦披上政治案件的外衣,就具有了特殊的敏感性,即便依據事實和法律明顯不能定案,現行司法體制對此也不具備必要的糾錯能力。而只要把這個案子辦下來,他們就能夠以打掉危害國家政權的許志永“公民”非法組織為由去邀功領賞了。至於以刑事手段粗暴打壓公民政治權利會造成多少隱患,這哪是這些治安官員關心的問題。

 

二、倉促起訴,違法審理,檢法兩家一錯再錯

正是由於警方對本案政治敏感性的渲染,導致檢方自對新公民運動的參與者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丁家喜、趙常青等人批捕之日起,就不敢獨立公正地行使檢察權,而只能與警方綁在一起,在錯誤的道路上亦步亦趨。作為許志永的辯護人,本人曾判斷檢方對這種明顯的冤案,一定會用足兩次退回補充偵查機會,一定會給偵查機關出盡難題,一定要把這個案件依法不具備起訴條件的意見向高層彙報,讓高層定奪。我曾設想,只要出現檢方在訴與不訴問題上左右為難的局面,就有機會說服許博士也做適當的妥協,以此交換檢方的不起訴。讓我始料未及的是,本案2013年12月6日由警方移送到市檢一分院審查起訴後,一分院竟然在一周之內,在我連全案129本案卷都沒複印完,並且明確通過案管辦要求和承辦檢察官溝通並提交書面辯護意見的情況下,公然置《刑事訴訟法》第170條於不顧,不徵求辯護人意見就將案件匆忙起訴到市一中院。

本人記得,在許博士被刑拘後不久,連作為政府喉舌的《環球時報》都提醒到:如何對待這些“對抗人士”,中國社會治理顯然尚未找到成熟答案。一方面這些人扮演了比較新的社會角色,他們對一些具體事情的推動不都是負面的。但同時他們直接製造了對現行社會治理體系的破壞力,對長期社會穩定構成威脅。當局需要清楚,拘留任何有一定知名度的“異見人士”都有可能演變成輿論事件,因此每一次拘留都應在法律依據和司法程式上無可挑剔,判決的量刑亦能得到社會認可和支持。顯然,在本案中,檢方並未接受環球時報的忠告,作為法律人,他們非但無視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的辯護權利,更拙劣的是,在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三百六十二條明確規定“一人犯數罪、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併案審理的案件,只要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屬於上級人民檢察院管轄的,全案由上級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的情況下,他們卻公然蔑視上述規定,將起訴書中白紙黑字認定的一個共同犯罪案件強行分拆,把許志永、王功權起訴到市一中院,而將丁家喜、趙常青、李蔚、李剛、袁冬、侯欣、張寶成等人分案起訴到海澱區法院。本案的全體律師隨即對檢方的違法分案起訴走進了投訴,並向法院申請將幾個拆分的案件依法合併審理,卻未得到法院的任何答覆。

2013年1月17日上午,在許博士案的庭前會議上,審判長問辯護人對本案的管轄有沒有意見。我說:本案屬於共同犯罪案件,根據起訴書的指控,許志永夥同王功權、丁家喜組織、策劃、煽動了2013年2月28日在北京教委門口的聚眾擾亂事件,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許志永夥同丁家喜、趙常青、李蔚、王永紅、孫含會等人組織、策劃,並煽動了袁冬、張寶成、侯欣、李剛等人先後實施了朝陽公園南門、中關村、西單的一系列聚眾擾亂事件。而對共同犯罪案件的起訴和審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十三條規定: 一人犯數罪、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併案審理的案件,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屬於上級人民法院管轄的,全案由上級人民法院管轄。

但是,在這個案件中,北京的檢察院和法院卻公然蔑視兩高的規定,將同一個案件強行分拆為七八個案件,把許志永、王功權起訴到一中院審理,把丁家喜、趙常青、李蔚、李剛、袁冬、侯欣、張寶成等人起訴到海澱法院審理,這種人為的將一個共同犯罪案件安排在兩級法院分案處理的作法,導致一中院無論是訴訟進程還是訴訟結果上,都會對海澱法院形成不正當的干預,海法對丁家喜等人的宣判,只能等待一中院對許志永、王功權的處理結果。假如海澱法院能夠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對丁家喜等人先行宣判無罪,海檢又不抗訴,一中院對許志永和王功權又該如何宣判?如果一中院宣判兩人有罪,就必然要要啟動對丁家喜等人的審判監督程式。如果海法和一中院都宣判各被告人有罪,二審過程中,一中院對丁家喜等人的二審判決,又要等待北京高院對許志永、王功權的二審結果。以上任何一種做法,都在事實上打破了我國刑事訴訟中兩審終審制的規定,扭曲了上下級法院之間的監督關係,面對這麼多的程式難題,檢法兩家只有糾正以前的錯誤,對所有被告人併案起訴,併案審理才是唯一正確的出路。

公訴人說,這個案件屬於指定管轄案件,我們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6條關於指定管轄的規定分案起訴的,這和兩高的解釋不衝突。另外根據六部委關於適用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共同犯罪案件在有必要時可以合併審理,而不是必須合併審理。我們認為只要能保證司法公正,分案處理並無不當。

我和楊金柱律師說刑訴法關於指定管轄的規定只是解決某個案件在哪個法院審理的問題,而不能成為對同一案件分審級起訴的依據。如果法院不糾正這個拙劣的錯誤,本案就會成為中國法治史上的一個笑料。

合議庭合議後認為,律師關心的管轄問題,對公正審理確實非常重要。上午的庭前會議結束,控辯雙方回去各自審視一下己方觀點,下午五點,繼續開會,爭取有個都能接受的方案。但是,下午的會議上,審判長卻說,就管轄問題,他們也和有關部門進行了溝通,應該說,我們也不是認為現在的做法沒有問題。但是,不像對一審判決結果不滿法律明確規定可以上訴一樣, 對管轄問題的不滿,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規定救濟途徑。 勸你們在這個問題上不要在堅持了。

在庭前會議上,我們對檢方的舉證方式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控方提供的證人名單中,68個證人(包括以證人身份出現的新公民運動其他被告人)全部不出庭作證,我說只有採用直接言詞原則,所有人證都到庭接受控辯雙方的詢問,才能發現案件事實,如果證人不出庭,庭審時就只能對警方製作的書面證言進行質證,可我們憑什麼相信警方的筆錄呢?如果警方可信,豈不是連檢察院和法院都沒有存在必要了?更何況,根據辯護人調查瞭解的情況,本案的偵查機關詢問證人、訊問被告人時,通常只選擇對被告不利的言詞做筆錄,很多證人證言明顯與現場視頻不符,因此我們強烈要求本案全部控方證人出庭作證。另外,五位和許志永共同推動教育平權運動的學生家長也強烈要求出庭為許志永作證,他們都是最瞭解教育平權運動來龍去脈,最熟悉許志永在其中所起作用的,申請法院通知他們出庭。但對我們的這些合理要求,審判長的答覆都是我無權答覆你。

因為辯方的所有要求一概得不到滿足,我們只好向法院表明了許博士本人的態度,如果庭審不能公開公正,他將全程沉默,並要求辯護人也選擇沉默。承辦法官勸了我們半天,說你們不要把我們敵人,不要假設法官的最終處理就會不公正。審判長也說這個案子,指控的事實是存在的,核心就是怎麼定性,分開審也好,合著審也好,不影響我們公正處理,請相信我們法院。

我和楊金柱律師說,如果律師連程式正義都爭不來,怎麼能爭來實體正義?有些道理大家都懂,在此我們就不想重複和堅持了,我們無力讓法院糾正錯誤,但至少,我們還是有沉默的自由吧?

走出法庭,我和楊律師一致表示,在一個自稱對程式錯誤沒有救濟管道的法庭上,保持沉默是律師唯一的選擇,如果明知是配合他們對我們的當事人定罪而仍選擇合作,就是對刑辯律師職業良知的侮辱。

本案2014年1月22日開庭時,因為許志永博士選擇保持沉默,審判長宣佈休庭五分鐘,將他帶到另一法庭專門做工作,希望他開口,但沒有得到許博士的配合。後來又因兩位辯護人都保持沉默,又休庭十分鐘,勸我和楊金柱律師至少要辯上兩句,我和楊律師都沒有接受。在後來的庭審中,審判長也多次提醒許博士:法庭是保護你的權利的,希望你能珍惜自己的辯護權,對自己負責。但是,不論是許博士本人還是辯護人,我們都很明白,法院無非是希望以我們的辯護裝點這起不公正的審判,我們又怎能相信一個連基本的程式正義都不遵守的法庭,又為何要去配合?因此在整個庭審過程中,被告人和辯護人都全程保持了沉默,據說,此次庭審開創了中國刑事審判沉默式辯護的歷史。

本案於2014年1月26日宣判後,我於次日就會見了許博士,我們一致認為:僅從改變一審判決的角度,我們沒有上訴的必要,因為一審判決顯然是經過北京高院甚至更高層拍板的,在一審開庭時,北京市公檢法三長傅政華、池強和慕平也在樓上的視頻室全程觀看了庭審,他們顯然不會允許二審判決顛覆一審結果。但是,因為同屬新公民案的丁家喜、趙常青、李蔚、張寶成等人在海澱法院尚未一審開庭,如果許博士放棄上訴,則對新公民案就有了生效判決認定有罪了,丁家喜等人在下級法院就毫無辯護空間。因此我們決定上訴。

春節之後,我於2014年2月8號會見志永他,他告訴我,已經於2月3號在看守所內提出上訴,已經於2014年2月3號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遞交了上訴狀,上訴理由如下:

一、一審判決認定的在教育部和北京教委門前組織的聚眾擾亂行為,屬於公民向特定國家機關正當表達訴求,尋求國家機關改變錯誤的政策。我們聚集的場所,是國家機關門前以及附近的人行便道,兩者均不屬於刑法意義上的公共場所。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妨礙國家機關正常工作秩序,只能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或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而不能構成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在公共道路上聚眾,嚴重影響居民出行的,只能構成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同樣不構成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而我們的行為,既未妨礙教育部和北京教委的正常辦公,也沒有影響市民的正常出行,因此不構成任何犯罪。

二、一審判決認定的在朝陽公園、中關村以及西單廣場的聚眾擾亂行為,屬於公民踐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呼籲官員公開財產,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正當權利。刑法意義上的公共秩序,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控方在法庭上未舉出任何證據證明我們的行為侵犯了哪個具體市民、具體單位的正當權利,因此法院無權以抽象的社會秩序受到影響為由認定公民呼籲官員公開財產的行為構成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

三、本案審理程式嚴重違法。按照起訴書的指控,我和丁家喜、趙常青、李蔚、袁冬、侯欣、張寶成等人屬於必要共同訴訟,應該作為一個案件審理,但是,法院不但將我們幾個分案審理,更為惡劣的是硬將其他幾位放到下級法院,這就徹底打破了兩審終審的糾錯和監督功能。在我和辯護人提出強烈抗議後,一審審判長竟然說“雖然我們也不能說這樣處理沒問題,但檢察院這麼訴了,我們也只能這麼審”。對於我的辯護人提出的證人出庭申請,一審法院無正當理由拒不接受。在我的訴訟權利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我和辯護人在庭審時只好保持沉默。

本案涉及公民基本權利,依法應該允許公民自由旁聽,但是,一審法院卻提前安排不相干的人佔據旁聽席位,而不接受真正關注庭審的公民和媒體的旁聽申請,這也導致本案的審理不是真正的公開審判,而是黑箱操作。

四、一審判決認定事實嚴重錯誤。在控方找不到一個北京市民指控他們的正當權利受到新公民運動妨礙,在控方找來的官方證人證言明顯和相場錄影不符的情況下,一審法院竟然在不進行任何說理的前提下認定我們嚴重擾亂了公共場所秩序,這完全是一個無中生有的判決。

綜上,本案一審判決歪曲基本事實,錯誤適用法律,二審如不糾正,中國莫談法治。

接下來的2月24日下午,我去北京高院和許博士的二審法官見了面,法官說本案2月10號已經二審立案了,問我作為辯護人對二審有什麼要求?我說最起碼的一點,我要求對博士的二審審理放在丁家喜等人的一審結束以後進行。理由是按一審判決的認定,博士和丁家喜,趙常青,李蔚等人屬於共同犯罪,如果你們在丁家喜等人在一審法庭上講什麼都等不及的情況下貿然對博士二審定案,就說明你們毫無查清事實的誠意,所以我要求等其他同案的一審結束,我查閱他們的庭審筆錄後再對博士的二審發表辯護意見。

法官問你對一審判決有什麼意見?我說程式問題就不重複了,實體方面主要有兩點,一是一審判決沒有回答博士等人的街頭請願活動妨礙了誰的利益?一審判決認定的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不能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必須回答侵害了什麼人的合法權益,影響了誰的正常工作或生活,但控方沒能找出一個市民出來指控新公民運動的參與者侵害了他們對公共空間的合理利用,因此談何妨礙公共場所秩序?二是本案中出面指控幾次新公民活動造成現場秩序嚴重混亂的,都是當時出現場的員警,以及受員警控制的保安,如果法院接受這種證明方式,則警方以後有能力把任何官方不喜歡的人整成犯罪,中國就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員警國家,執政黨高調宣佈的廢除勞教就不但沒有任何意義,反而會被更惡劣的員警專政取代,如此則包括北京高院在內的各級法院和檢察院都取消,只保留公安機關包辦偵控審得了。法官說二審案件你也清楚,可能開庭審,也可能書面審,一旦確定開庭方式我們會儘快通知你。法官最後問你們還有新證據提交嗎?我說和博士一起參加教育平權的學生家長們看到一審判決後非常憤怒,他們認為官方拿教育說事給博士定罪是污蔑,是抹黑,是豬狗不如,是他們不能接受的,上週六他們四十多個學生家長找到我,強烈要求出庭為博士作證。這些人代表北京近八百萬新移民,已及北京基礎教育階段百分之四十八的學生家長,希望你們慎重對待,這些人願望都很單純,沒有什麼政治動機,你們別把人都往對抗的路上逼。最後法官說你的證人出庭申請儘快提出來,另一律師確定後也請馬上通知法院。

後來,志永的另一位辯護人劉書慶律師也向法院提出了二審開庭審理的申請,但是,4月2日,我和劉書慶律師分別接二審法官通知:經合議庭合議,本案就不開庭審理了,希望你們在4月8號前提交辯護詞。對此,本人毫不吃驚,二審不開庭,是我早就有預料的。一審開庭前幾天,警方就出動大量警力對教育平權活動的積極參加者嚴加控制,不允許他們出現在庭審現場,庭審和宣判當天,一中院周邊全是警車、員警和便衣,從各地來聲援的新公民案支持者和外媒記者均被阻擋在法院大門之外,既然刑事訴訟法規定了二審可以不開庭,北京高院對早已內定的案件又怎麼可能選擇開庭審理?當然,二審結果也在一審判決之前就已經確定了。

 

三、罔顧事實,指鹿為馬,起訴書中“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指控與現場視頻記錄大相徑庭

根據我國刑法第291條之規定,構成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個特徵:一是聚眾行為必須發生在公共場所。而我國刑法第291條規定的“公共場所”,是指在空間上對外開放、可供不特定多數人隨時進出或停留、在功能上能夠滿足一般民眾日常性的經濟文化生活需求的場所。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關於第291條的說明,“‘公共場所’,是指具有公共性的特點,對公眾開放,供不特定的多數人隨時出入、停留、使用的場所,主要有車站、碼頭、民用航空站、商場、公園、影劇院、展覽會、運動場以及禮堂、公共食堂、游泳池、浴池、農村集市等。二是聚眾行為必須造成了上述公共場所秩序的嚴重混亂,導致不特定多數人對該公共場所的合法使用受到嚴重妨礙,進而形成該公共區域內人員大量聚集,現場秩序失控的局面。三是行人為必須同時具有抗拒、阻礙國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這裡的“國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員”,依據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7條,只能是公安機關工作人員。

而一審判決認定的許志永組織、煽動、策劃的五次所謂聚眾擾序行為,無一符合上述特徵。

其中2013年1月27日袁冬、李剛、張向忠、張寶成、孫含會等人在南陽公園南門張打公民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橫幅的行為,因為是發生在深冬,現場只有不到三十人,其中還包括朝陽分局嚴陣以待的四名員警和十幾名保安共二十人,現場照片和錄影足以證實,在空曠的朝陽公園南門外廣場,區區三十人根本就微不足道,袁冬等人的行為未對任何遊客和行人造成任何不便,也沒有任何市民和遊人對他們的行為報警和投訴。現場執法民警當時也不認為是什麼大事,指示保安把他們手中的橫幅搶走後,口頭教育了幾句就讓幾人離開了,即未傳喚,更沒有採取治安處罰措施。

2013年2月23日、24日丁家喜、袁冬、張寶成、齊月英等人在中關村廣場、黃莊地鐵站、北大東門、清華西門張打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橫幅時,甚至根本沒有遭遇員警的阻礙和破壞,更談不上抗拒阻礙執法了。其中2月23號的舉牌行動現場不到三十人旁觀,因為天冷,整個活動進行了不到二十分鐘就自行散去。2月24日,他們在黃莊地鐵站的宣傳活動最多吸引來64人圍觀(根據現場照片),而且全是在廣場的一角,沒有對附近交通秩序、公共秩序形成任何影響。在北大東門拉橫幅時,沒人圍觀,在清華西門,因為保安阻攔,袁冬和保安爭執了兩分鐘即被勸開,現場錄相顯示未對周邊秩序造成任何影響。但是,就是這兩分鐘的爭執,在法庭上竟被公訴人作為指控袁冬等人抗拒阻礙國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證據,公訴人依據國務院制定的《保安服務管理條例》,硬說保安就是刑法中規定的國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員,因為根據警方提供工作說明,清華保安是在青龍橋派出所的協調下負責清華西門外公安場所的治安,因此屬於受國家機關委託從事公務的人員。我注意到,公訴人在法庭上說出保安屬於國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員的理由時,連審判長臉上都露出驚訝的表情。但最終在一審判決中,法院也認定了和保安爭執就是抗拒國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可憐全國幾百萬保安兄弟,他們從來沒有享受國家工作人員的福利待遇,卻在北京一中院的判決中,獲得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

2013年3月31日,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侯欣等人在西單廣場張打橫幅宣傳官員財產公示的活動中,橫幅中有要求七常委率先公開財產和國籍的內容,並在橫幅中畫了個王八,意思是不敢公開財產,就是縮頭龜。可以說,這種內容在中國目前的政治語境中確實比較敏感,也是許志永一貫反對的。但是,我們認為,這種公民公開表達政治觀點的行為,同樣沒有超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界限。而且,在員警出現前,現場秩序井然,沒有出現混亂,只是在員警上前搶奪袁冬的橫幅和擴音器時,因為袁冬不願停止演講,雙方發生爭執,才引來更多的群眾圍觀,現場群眾紛紛指責員警的執法方式粗暴,並質問“人家講得很好啊,為什麼不讓人講下去”?根據當庭播放的廣場監控錄相,當時聚集的上百人,在廣場上只是佔據了很小的空間,根本沒有妨礙廣場上的任何人。但是,因為在和員警爭執過程中,袁冬喊出了你們共產黨不要把這個國家當成自己的私家花園,不要當成自己予取予奪的私人倉庫的口號,致使當天成了整個新公民運動的轉捩點,並因此導致過去幾次警方早已處置完畢的活動,也被指控為所謂“公民組織”的犯罪活動。

其中2012年7月5日的教育部請願,是再單純不過的公民合法維權行動。事情的起因是,在當年兩會上,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對媒體說全國的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年內就要出臺,副部長杜玉波更是信誓旦旦地說教育部的政策上半年就會出臺,並要求各省市年底前出臺具體方案。這無疑給為了子女在京參加高考努力了三年的幾萬名非京籍學生家長帶來了曙光在前的勝利希望。但是,在2012年6月28日,一百多名家長按慣例在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到教育部信訪室上訪時,得到的回答卻是教育部沒出臺相應政策,沒聽說有這樣的政策。當時家長們非常不滿,認為教育部領導出爾反爾,他們現場決定如果月底前就地高考政策不出臺,大家下週四還來。可以說,如果不是教育部的信訪部門態度蠻橫、敷衍塞責,如果教育部能夠重視家長的合理訴求,派出一個瞭解情況的官員向家長們解釋部裡的相關政策即將出臺的事實,就不會有7.5事件。事實上,就在家長們到教育部請願的7月5號當天,杜玉波副部長在外地調研時還對著記者公開講,教育部的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方案已經上報國務院,將很快正式公佈。但是,教育部信訪室的官僚們,卻不願費一星半點的口水,去滿足代表了數十萬家長的教育公平志願者的知情權。儘管如此,請願當天現場,這些受到高等教育的家長們,還是表現出了極大的克制,他們在信訪室沒有獲得任何答覆後,有秩序地來到教育部門前,分兩排站門前在便道上,留出中間道路供行人通過。部分家長打出了袁貴仁下臺、杜玉波騙子的條幅,但沒有一個家長堵車堵門,沒有影響教育部的工作秩序。沒有任何一個北京市民舉報家長們妨礙了自己的出行和生活,因此談何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而且,當天雖然教育部保安報了警,警方也只是將其中兩位家長傳喚到派出所詢問,參加當天活動的近百名家長無一因此受到治安處罰。在事件過去一年以後,當局卻將這起事件指控為許志永組織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如何能夠服人?

而2013年2月28日非京籍學生家長們在北京教委門前的請願活動,既沒打橫幅,也沒喊口號,家長們只是選出五個代表去教委信訪室表達對北京市不按照教育部的規定出臺非戶籍子女在京高考方案的不滿,其他人都在教委門口的便道上靜靜地站立等候,到下午一點多,現場執法的員警把還在原地的四五十名家長帶上車,拉到各自所在地的派出所處置。當天各派出所共做了三十八位家長的筆錄,大家都說現場秩序挺好的,員警和家長們也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沒有發生衝突。事實上,儘管北京市公安局提前就為防止2.28請願失控做了周密部署,當天調集了超過四百名警力,並要求做好違法行為的取證工作,但因為當時現場秩序良好,所在地派出所甚至根本沒有保存當天的現場監控錄相,家長們拍攝的現場照片也顯示,當天北京教委門口員警遠遠多過家長,現場秩序完全處在警方的控制之中,而海澱分局提供的出勤民警執法記錄儀記錄的執法錄相中也沒有出現教委門口秩序混亂的鏡頭。

上述五次所謂聚眾擾序活動,經過警方大半年的偵查,至今未能找到一個北京市民或遊客出來指控因許志永組織的新公民活動妨礙了自己的生活,侵犯了自己對公共場所的正當利用權利,未能找到一個商家指證影響了自己的商業活動,未能找到一個行人指控妨礙了自己的正常出行,既然沒有具體的受害人,談何擾亂公共場所秩序?

 

四、欲加之罪,無中生有,且看本案的控方證人都是什麼角色?

既然控方找不到北京市民出來作證,又拿不出現場秩序混亂的監控錄相,一審法院只好依靠言詞證據對一個擾亂社會秩序的案件定案,其中主要是警方的“工作記錄”、“情況說明”,出勤民警的證言,以及受警方控制的保安人員的作證筆錄,這些不同種類的“證據”之間又彼此衝突,不知所云。

關於2013年1月27日朝陽公園南門的財產公示宣傳活動,朝陽分局麥子店派出所在當天的《工作說明》中交待得很清楚:2013年1月27日14時許,我所民警張雲鵬、李振洋駕車巡邏到轄區朝陽公園南門時,發現朝陽公園南門廣場有十幾個發生爭執,民警即下車瞭解相關情況,並現場進行錄影,後這些人離去。經向朝陽公園南門保安工作人員瞭解得知,民警趕到前有幾人在廣場上及馬路對面張打橫幅,內容為“公民要求官員財產公示”,園方工作人員進行勸阻,後這些人自行離去。

根據上述工作說明,1月27日的宣傳活動並未遭遇員警制止,幾個張打橫幅的人是在園方工作人員勸阻後自行離去。但是,到了2013年8月7號,也就是在袁冬等人因3.31西單演講被刑拘4個月之後,麥子店派出所李振洋卻於 8月7出具證言指出:1月27日當天我帶李建剛等三名輔警人員現場巡邏,發現朝陽公園南門廣場有五六人聚焦,即要求李建剛等上前制止,將男子胸前橫幅摘下,並進行了批評教育。當時造成大量群眾圍觀,引發公園門口秩序混亂。麥子店派出所保安李建剛的證言是他本人和袁冬僵持了五分鐘,把橫幅奪了下來。

朝陽公園保安龐福新的證言是:現場大約有二三十人聚焦。被派出所的保安把橫幅奪走了。

朝陽公安保安隊長劉秉文也給出證言說:“我認為該男子打橫幅、喊口號,嚴重影響了公園的秩序,造成了大量人員聚焦,給公園正常秩序的維護造成了極大危害,給前來公園遊玩的群眾造成了很大的阻礙,他們的行為確實很惡劣”。至此,警方已經“成功”地在案卷中塞進了朝陽公園事件現場秩序混亂的“證據”。而到了2014年1月2日,本案已經起訴到法院半個多月以後,警方又找朝陽分局民警秦東冉補了以下證據:現場有十幾人聚集,引起大量群眾圍觀,造成了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我當時穿便裝,但對袁冬亮明瞭員警身份。另一位朝陽分局民警張淼也作證:現場有十幾人聚集,引起大量群眾圍觀,造成了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至此,警方又往案卷中塞入了袁冬等人明知遇到員警執法而抗拒的證據。構成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的幾個要件,在控方的邏輯體系中看似已經完全具備了。但是,這都是些什麼“證據”?在一個市局成立專案組辦理的敏感案件中,如果僅憑分局民警的證言就能認定一個公民有罪,中國究竟是法治國家,還是員警國家?幾個民民警事後補錄的證言和麥子店派出所事發當天的工作說明直接衝突,法院為何硬要採信事發幾個月以後的證據?更何況這些在不同時間收集的證據,相互之間也有矛盾!

2013年2月23、24日發生在中關村的財產公示宣傳活動中,根本沒有遭遇員警現場執法,只是24號下午在清華西門張打橫幅時和清華保安發生了不長一段時間的爭執,對此,清華西門保安張凱強的證言是:2月24日下午4點50左右,霍國廳、楊文在西門巡邏發現有人進行打橫幅活動,就用對講機向值班室進行了報告,我接到報告後就帶著趙振、王喬江、翟磊出來進行阻止。那些人不聽勸阻,還和我們說學校門口是公共場所,我們管不著他們。問:後來呢?答:我們讓他們別打了,他們不聽,我們就上去搶下來一個橫幅和一張傳單,並向青龍橋派出所報了警,他們看我們人多搶不過我們,就收起東西向西走了。另一名保安楊文的證言是:當時我在清華大學西門站崗,這時從馬路對面走過來了四、五個人,其中一個女的,他們手持橫幅在清華大學西門外,橫幅的內容大概是“財產公開是正路,拒絕公開是邪路”。後來,經我們上前勸阻,對方剛開始不同意,然後經協調對方就散了。根據兩位元保安的證言,可以說,當天在清華西門,並未出現秩序嚴重混亂的場面,雙方也未發生激烈衝突。

2013年3月31日西單演講,西單廣場保潔員張素芹證明:2013年3月31日15時許,我正在西單文化廣場上搞清潔,看到在廣場正中央的周圍有許多人圍觀,中間站了好幾個人,有一個人站在那一邊比劃一邊在說什麼,還有四個人打出兩個橫幅,我距離比較遠,看不清楚上面寫的什麼內容,就看周圍的人越來越多,沒多一會,來了一輛警車,有民警從車上下來,後來又來了兩輛警車,因為周圍的人太多,我在遠處看不見裡面的情況了,後來民警帶著幾個人上了警車就開走了,周圍人群也慢慢地散開了。問:當時聚集的人大概有多少?答:大概有百數十人吧,沒一會就聚滿了主席臺周圍。問:當時聚集的人群都是什麼人?答:都是路過文化廣場的行人,平時文化廣場的人就很多,今天是週末,人就更多了。看到有人在打橫幅,就都擁過去看熱鬧,也有用手機拍照的。問:這些打橫幅的人是多久後被民警帶走的?答:大概前後有十多分鐘的時間吧。

西單大街管委會保安隊長康永強的證言是:我聽完保安員彙報後便同他一起來到西單文化廣場北側大看臺處,看到有四個男子一前一後打橫幅,有一個男子戴著耳機在大聲演講,我看到後面那個橫幅上有依法反腐的字樣,便上前制止,讓他們先收起來,他們不收,這時從台下上來一個女子手裡拿著相機拍照並阻攔我。員警問:當時現場圍觀有多少人?答:大約50-60人左右。我進行制止受到阻攔,便給西單大街派出所打電話,民警來了以後,我便協助民警將他們請上車,帶回派出所。另一名保安李龍的證言是:民警到現場後,出示工作證,讓演講的男子及打橫幅的男子到派出所接受調查,但這3名男子不但不聽從民警的話,還打橫幅、演講,造成幾十人圍觀,本來是路人行走的通道,造成了擁堵,還有多人進行拍照,使現場十分混亂,後經過多名員警的勸說約10分鐘,才被民警帶到警車上離開,後約5分鐘圍觀群眾才離開,使現場恢復正常通行秩序。另一名保安平生的證言是:不一會員警來了,我們就協助員警一起收橫幅,他們當時情緒比較激動,不聽勸告,極力反抗,當時已經引起近百人聚集圍觀,堵塞了廣場的行人通道,我在協助民警處理這件事的同時,被演講的那個男的用右臂肘部朝我肚子打了兩下,並用右腳踢了我的兩條腿。後來我們就疏散了人群。民警將他們帶上警車,在帶上警車的過程中,他們還在反抗不配合。問:請講一下這件事你看到的場面或影響?答:因為他們站在行人通行的中心臺階地方,人員流通量大,由於他們的行為造成大量人員聚集圍觀,最後將近有百人堵塞在那裡,造成人行通道無法通行,行人無法前行,而且在員警帶離他們時,他們極力反抗致使當時場面混亂。

經過幾個保安的層層加碼,至此,西單演講從造成現場混亂到阻礙員警執法兩個特徵都具備了。但警方還嫌不夠,又找來西單大街派出所民警蘆慶罡作證,問:當時現場的秩序怎麼樣?答:很混亂,因為西單文化廣場人流量本身就很大,他們的行為很快就引起了很多人圍觀,我們到現場時已經有200人左右圍觀了,後來又陸續來了好多圍觀的,我估計最多的時候應該有300到400人在旁圍觀,因為圍觀人員特別集中,已經把那個臺階左右的路都堵死了,無法正常通行了,同時圍觀群眾有好多拿著相機手機在拍照。另兩名民警田洪和徐立鎮也證明現場大約有300人圍觀,秩序十分混亂。

上述幾份證言,就是控方證實3.31西單演講導致現場秩序混亂並阻礙員警執法的“證據”,我十分欽佩控方有膽量把這些證據和現場錄相一起拿出來,因為現場視頻很清楚地表明:在員警到來前,袁冬的演講,張寶成、馬新立的張打橫幅並未吸引多人圍觀者,臺階周邊的人行通道上空無一人,是員警到現場後的粗暴執法方式引來不少人圍觀,但這些人都是看熱鬧的,他們的目的是就旁觀,因此不存在被妨礙的問題。圍觀者人數最多時,大約也就聚攏了上百人,周邊人行通道上確實三三兩兩有人前來圍觀,但並未造成通道擁堵和通行不便。現場錄相中沒有袁冬、張寶成、馬新立等人攻擊員警和保安的鏡頭,倒是不斷有圍觀者指責員警的處理方式。即便真如出勤民警說的,現場有三百人,在西單廣場上也是微不足道。西單廣場經常有商業活動,動輒上數千人,也從未聽說哪個商家擾亂了廣場秩序,幾個公民進行反腐敗演講,又談何擾亂公共秩序?

2012年7月5日發生的教育部門前的請願活動,警方出具的證據就更能清晰地反映出公安和保安之間是怎麼親密合作羅織罪證的。

關於當天的情況,教育部保安孫群的證詞是:2012年7月5日9時許,當時我正在教育部北門執勤,有上訪人員在北門慢慢聚焦準備上訪,到了13時許,我們和公安人員就勸阻上訪人員離開,不要在教育部正門門前聚集,擾亂教育部門前的正常秩序。有很多上訪人員不聽勸阻,有的上訪人員從包裡拿出了橫幅,有的人則站在門口大罵,還引起了過往行人的圍觀。之後公安人員沒收了上訪人員手手舉的橫幅。並將鬧事的兩名女子帶回了派出所處理。(員警)問:被公安機關帶走的兩名女子都幹什麼了?答:在教育部北門辱駡我們和領導。問:她們是如何辱駡的?答:她們說“你們這些臭保安在這管什麼用?快讓領導出來解決問題”。問:這兩個人是怎麼鬧事的?答:就是辱駡我們,還說袁貴仁出來,杜玉波是騙子,其他話語不堪入耳。問:你說一下孟凡玲、邵玲玲的體貌特徵?答:孟凡玲,38歲左右,身高1.60米,50公斤左右,中等身材,上身穿粉色上衣,下身黑色短褲,黑色鞋子,外地人。邵玲玲,37歲左右,身高1.65米,55公斤左右,上身黑色衣服,下身灰色褲子,穿花鞋。

在此,孫群展現出了一個保安超人的觀察和判斷能力,居然能清楚地說出孟凡玲和邵玲玲兩人詳細的身高、體重、衣著,並且和當天員警對孟、邵兩人的詢問筆錄一模一樣。

警方又問:今天在教育部北門前聚集了多少人?答:60人左右。問:這些上訪人員在教育部門前上訪產生了什麼影響?答:影響了教育部北門前的正常秩序,而且對教育部的領導進行謾駡,嚴重損壞了教育部及領導的形象。

另一名保安王彥軍的證詞是:2012年7月5日9時許,我在教育部北門前執勤。教育部信訪處陸續來了一些上訪人員,反映外地學生不能參加在京高考的問題。一直到13時許,這些上訪人員一起到了教育部北門前,在門前聚集。我們保安和公安人員就勸阻他們離開,不要在教育部正門門前聚集,擾亂教育部門前的正常秩序。但這些上訪人員全都不聽,並且從包裡拿出了橫幅,這些人手手舉橫幅,站在門口大罵,罵人的語言不堪入耳。引起了過往行人的圍觀。之後民警沒收了上訪人員手舉的橫幅。並將罵聲最大的兩名女子帶回了派出所處理。問:這兩個人你認識嗎?答:認識,每次上訪都是她們罵是聲音最大。問:你說一下孟凡玲、邵玲玲的體貌特徵?答:孟凡玲,38歲左右,身高1.60米,50公斤左右,中等身材,上身穿粉色上衣,下身黑色短褲,黑色鞋子,外地人。邵玲玲,37歲左右,身高1.65米,55公斤左右,上身黑色衣服,下身灰色褲子,穿花鞋。保安後鮮春的證言中,也有“孟凡玲,38歲左右,身高1.60米,50公斤左右,中等身材,上身穿粉色上衣,下身黑色短褲,黑色鞋子,外地人。邵玲玲,37歲左右,身高1.65米,55公斤左右,上身黑色衣服,下身灰色褲子,穿帶花鞋。”兩人的證詞再次表明教育部的保安記憶超常,作證方式異于常人,並且高度標準化。但是,儘管他們的保安隊長聲稱當天做了錄影,他們卻始終沒有把家長們罵人的證據拿出來。

除上述保安外,教育部所在轄區的二龍路派出所民警費景月也出具了如下證言:2012年7月5日8時許,我們按照分局統一部署到教育部北門執勤,防止非京籍考生家長鬧事。9時許,一百多名家長先後來到教育部,他們先是去教育部信訪辦反映訴求,直到中午才離開信訪辦。13時許,五十多名上訪家長聚集在教育部北門東側滯留不走,這時有多名家長拿出橫幅並且高喊口號要求教育部領導下臺,現場引起了過往行人的圍觀,治安支隊民警見狀及時上前制止拉橫幅人員,有很多上訪人員不聽勸阻,並且阻撓民警執法,隨後我們將帶著鬧事的兩名女子帶回了派出所處理。問:13時許在教育部聚集了多少人?答:五六十人。問:把現場處置情況說一下?答:13時許,教育部北門東側有人突然高喊口號,治安支隊民警及時上前制止,我們負責協助處置周邊突發情況,其中一名黑衣女子用手機拍照準備上傳網路,並且對處置民警破口大駡,對周邊秩序造成很壞影響,隨後還有一名穿粉色衣服女子也帶頭鬧事,民警一起將兩人帶回派出所。

另一名民警成峰的證言是:13時許,教育部北門東側有人突然打起橫幅並且高喊口號,治安支隊民警及時上前制止,我們負責協助處置周邊突發情況,其中有一名黑衣女子用手機拍照,並有辱駡民警行為,我們為了防止她將照片上傳網路,就將她和另一名粉色衣服帶頭鬧事女子一起帶回派出所。

即便是完全依據上述保安和公安的證言,也不難看出,7.5事件中沒有家長堵門堵車,沒有影響交通秩序,沒有妨礙市民的正常生活,指控家長在辱駡教育部領導,且罵得不堪入耳,通過現場視頻可以發現完全是污蔑,被指控帶頭鬧事的孟凡玲和邵玲玲之所以被帶到二龍路派出所做筆錄,也無非是因為邵玲玲在現場拍照,而員警擔心她將照片傳上網,以此作為指控許志永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證,顯然荒唐至極。

對2.228事件,北京市教委辦公室2013年11月14日向警方出具了《關於我市部分隨遷子女家長2月28日到市教委上方情況的說明》:

2013年2月28日9時起,陸續有90餘人來到市教委辦公地北京奧運大廈南門聚集。11時40分左右,陳帆、梁雙才、方淼等6名隨遷子女家長從聚集人員中來到市教委信訪室,其餘人員仍在市教委南門聚集,個別人甚至辱駡工作人員,造成在北京奧運大廈辦公的相關委辦局工作人員無法正常出入,影響了正常辦公秩序。

隨後,陳帆、梁雙才、方淼等人向接訪人員提出“我市隨遷子女在京高考正式方案將何時出臺”,“該方案出臺有無法律依據”等問題,並遞交一份有33人簽名的《致市教委的“請願書”》,要求市教委廢止已出臺的高考政策。13時40分左右,仍有40餘人堅持在市教委南門處聚集,並造成四環輔路擁堵。經民警反復勸說無效後,上述人員被公安機關帶離。

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也於2013年11月14日出具《2013年2月28日非京籍學生家長在市教委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案的情況說明》:

2013年2月28日,我市部分非京籍學生家長準備到北京市教委聚集,根據市治安總隊工作部署,我分局安排118名警力於2月28日早7時,到位於北四環奧運大廈的北京市教委進行上勤。

2月28日上午9時許,陸續有部分非京籍家長到達北京市教委南門。現場民警立即對該些人等進行化解,到中午11時左右,來訪人員達到90余人。由於該等非京籍家長們的聚集造成市教委門口人行橫道擁堵及出入車輛的不便。經民警勸阻,非京籍家長選出5名代表由市教委工作人員接洽,其餘被有序疏導到週邊並進行談話勸阻。14時許,按照市局領導指示精神,將不聽勸阻不願離開的56名非京籍學生家長勸上處置分流車,送至處置分流點開展核錄審查。後由市局協調各分縣局將各自轄區內非京籍學生家長接回,進行進一步審查、教育訓誡後,予以釋放。

很顯然,作為涉事單位的北京市教委和現場處置單位的海澱分局出具上述證言,不但其客觀性讓人生疑,而且,不是由瞭解情況的自然人陳述而是以單位加蓋公章的方式出具證言,在證據形式上也是不合法的,這種證據形式下,誰來出庭接受質證,一旦被證明是偽造,誰又來承擔偽證罪的責任?事實上,控方在舉出這種證據的同時,也就沒打算給辯護人在法庭上進行質證的機會,所以,對我們提出的要求相關單位負責人出庭的申請,一審法院乾脆置之不理。

當然,專案組也清楚單純靠上述兩份單位的情況說明給2.28事件定性太難看,但苦於找不到市民和其他單位出面作證,而現場視頻中又沒有秩序混亂的鏡頭,於是警方又找來當天出現場的海澱分局治安支隊兩名員警作證,其中楊玉明的證詞是:他們就是在教委南門外的便道上站著,造成了便道上的擁堵,由於人數較多,在北四環輔路上的車輛也都減速行駛,看這裡發生的情況。張澤潮的證詞是:根據現場領導指揮,我們開始對停留在便道上的人員進行疏導,但那些人不聽勸阻,還是聚集在市教委南門便道上。上午11時的時候,人數一度達到90餘人。由於他們一直站在教委南門外的便道上,造成了便道擁堵,同時也造成在北四環輔路上的車輛也都行駛緩慢起來。

區區幾十名家長站在教委門口的便道上,怎麼可能造成北四環輔路的擁堵?即使造成了交通擁堵,也應該定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並應該有交通參與人的證言和交通混亂的視頻。事實上,警方在事發的當天並沒有認定2.28是多麼嚴重的事件,因此他們也沒有注意採集現場錄影,直到許志永被刑拘後,為了給他羅織罪名,2013年9月29日3.31專案組民警劉浩春、馬明就2.28教委南門聚眾擾序案去東升派出所調取教委南門的監控錄影,派出所答覆監控視頻只能保存一個月,當日錄影已無法查找。

 

五、囚禁之中,重壓之下,新公民案的參與者們無一歪曲基本事實

新公民案,是本人辯護過的最具政治悲情的案件,自2013年3月31日張寶成、馬新立、袁冬、侯欣四君子被刑拘,後有丁家喜、趙常青、李蔚、孫含會、王永紅、李剛、張向忠、李煥君、許志永、王功權、宋澤被十幾人相繼被捕,另有彭劍、林崢等被刑事傳喚。這些人積極參與公民社會建設,理性推動社會進步的滿腔政治熱情被司法機關以他們完全預料不到的方式無情撲滅,無論是刑拘還是批捕的罪名和理由,在他們看來都是荒誕至極,而預審的訊問方式、訊問強度和問話中體現出的理由和邏輯,完全讓他們感覺不到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紀。本案中,很多人因為對司法的極度失望而絕食,其中張寶成、宋澤絕食多日,馬新立在接到二次延長羈押期限通知後絕食,看守所進行了強制進食,孫含會因呼籲中國最有權勢的205名中央委員率先公示財產被抓,完全超出他自己的預料,在警方的一次訊問過程中,他對預審說:我感覺到這些高官很脆弱(突然痛哭)。預審問:孫含會,你是不是有什麼困難和顧慮?孫含會說:我不是為我自己哭泣,我對這個國家感到很失望,我覺得這個政權很虛弱。我們合理合法的行為,反而被關起來,我覺得很失望。沒有什麼好說的。我認為把權力關進籠子裡,財產公示的做法就很好,但是我們在建設這個籠子的過程中就被關進來了。隨後孫含會也進行了絕食。

但是,新公民運動的所有參與者中,在高強度的連續訊問和警方密集的“思想教育工作”下,無一人接受預審的威逼和誘惑,無一人對基本的案件事實做出歪曲的陳述。

以王功權為例,在許志永案庭審的當天,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有意在其官方微博中宣佈了王功權因認罪被取保的消息,以此向公眾透露新公民運動已經分崩離析的資訊。但是,王功權所謂的認罪,只是他表達了想儘快恢復自由的願望,並表示會接受當局的處理結果而已,在2013年11月1日的一次筆錄中,他這樣表示:

“我渴望自由,我希望回到自己的家庭,能夠孝敬老人,關愛妻子和孩子,照顧自己的親人,也應該多看社會光明的一面,看到社會發展的成績,不應該老是盯著社會的黑暗面,應該珍惜國家的穩定局面,所以我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我承認我的行為觸犯了法律。而且我認為公安部門和檢察院都是國家的執法機關,他們既然通過刑拘、逮捕等方式對我採取了措施,我認為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綜合考慮,我現在對於自己觸犯法律的行為很後悔,我認罪伏法。我不管司法部門會不會審判,怎麼處理,今後我能夠回到家庭,回到正常社會,我決定不再做支持許志永他們這樣的事情,跟許志永保持距離,不再資助和參與任何違法事情。我的主要精力放在珍惜家庭生活、孝敬老人,關愛妻子和孩子,照顧親友,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盡可能對社會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發揮自己專業特長,幫助青年創業。自己剩餘時間主要做做詩、整理詩集,寫回憶錄等文字工作,爭取能夠安度晚年”。

但是,對被指控的罪名,王功權始終持否定態度,他認為:“我認為我主觀上沒有聚眾擾亂公共場所或希望別人有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的動機。我主觀上認為,許志永不會故意去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如果他做了一些情事直接或間接的涉及了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我會覺得非常遺憾。對於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行為我是反對的。我們國家的問題很複雜,社會需要穩定,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對社會管理或國家的穩定是不利的。如果是許志永和他的朋友們或學生家長為了要求教育平權確實有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的行為,我希望政府有關部門能夠意識到這種現象的發生不僅僅簡單的是許志永和他的朋友們或家長們單方面的責任。政府方面應該反思政府方面有些什麼責任。如果許志永他們確實觸犯了法律,我希望政府能依法處理,公開、透明。以上是我對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問題的看法和認識”。

對於警方強詞奪理認定他是公民組織核心決策層成員,他表示”我確實不知道有一個公民組織。根據我對這一事情的瞭解,我不相信會有一個公民組織。因為我和許志永很清楚的知道,我們國家的法律是不允許存在非法組織的。我們沒有這樣的考慮去在這個事情上突破政府管制的底線。我和許志永沒有成立公民組織的謀劃和現實行為。在這個問題上如果公安部門認為涉嫌,我會覺得這是一個誤解,從事一些公民活動,推動公民社會建設會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想開展這些工作會有一些必須的組織和管理,據我瞭解都是不確定性和隨機的,是為了做這些公益事情所必要的。這些行為不是一個去建立非法組織的行為,這種臨時和隨機的組織管理工作,不管是行為還是群體不構成非法組織和非法組織行為。這是我對所謂的公民組織的看法”。

對警方指控對政府和執政黨惡意攻擊、詆毀、造謠和誹謗。他辯解說“我經常發一些微博,微博上會不時發表一些批評政府和執政黨的言論。我承認我批評的一些言詞是過於犀利和激烈,有的微博內容用詞是不準確的,我高估了政府、執政黨對這些批評內容的承受能力,可能低估了自己的微博對線民、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力,面對中國社會存在一些現實問題,我低估了執政黨和政府來解決這些問題的現實困難程度,和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給政府和執政黨可能會造成某些壓力。如果確實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我表示道歉。如果是這方面確實觸犯了法律,我願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按照法律標準,所謂認罪,是被告人對檢方指控的犯罪事實予以認可,而不是在不承認控方強加的罪名的前提下,只要寫一份我認罪服法的悔過書就叫認罪。在新公民案中,王功權和控方羅織的五起所謂聚眾擾亂事實唯一有關的一次是2013年2月2日,他根據許志永的建議在自己的騰訊微博中發了一條消息,內容是“向法律專家諮詢:有非京籍學生家長搞2月28日請一天假,去國家教委問情況,如果去的人多,觸犯什麼法律嗎?五次活動的組織、實施,他一概都沒有參與,當局明知對這麼一位知名企業家以如此牽強的證據定罪風險太大,極易在企業界產生反感和不安情緒,卻又對這麼一位明知其無罪的人長期非法關押,最後仍以其寫下悔罪書為條件取保候審,這種低劣的操作手法對王功權的形象無損,受損害的恰恰是國家司法的信譽。

綜觀整個新公民運動案件的偵查,主要圍繞以下幾個問題展開:一、新公民運動是什麼性質?二、“公民”是不是一個組織?三、許志永組建的同城聚餐平臺是什麼性質,和街頭的財產公示活動是什麼關係?四、許志永的文章、理念對新公民運動有什麼影響?五、財產公示活動是如何組織的?六、許志永在教育平權請願運動中的作用?在這些問題上,新公民運動的參與者們都坦然道出了事實真相。

關於新公民運動的性質,警方反復提問的問題有:許志永提倡新公民運動的目的是什麼?你對新公民運動有什麼認識?為什麼認同新公民運動?新公民運動包括哪些具體形式?還有什麼人也認同新公民運動?你與這些人之間是什麼關係?你說一下“自由、公義、愛”的真實含義?等等。

四君子案案發之初,預審就問張寶成,你想做的公民是哪種公民?張寶成回答:就是憲法意義上的公民。享受憲法賦予的權利,如: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結社、出版、言論自由。預審問候欣: “公民”的最終目的是什麼?侯欣回答:通過新公民運動,實現中國真正的民主憲政。對於新公民運動包含哪些形式?李蔚回答:我是認同建設公民社會。但我對新公民運動這個整個體系的文章沒有仔細研讀過。我在官員財產公示活動中的實際行為可能屬於了新公民運動的範疇,這我也認可,但這是我自己自發的行為,我不受別人理論的影響。我自身在參與公民聚餐活動之間就具備了“公民”的意識和普世價值觀了。預審追問:公民聚餐上所散發的公民徽章、雨傘,公民活動中散發的文化衫、印有公民字樣的宣傳單,你對這些具體的事物是如何看的?李蔚說:我認為參與公民聚餐活動中的一部分人,內心就具備了公民的意識。只是通過公民聚餐這個平臺把這部分內心的東西對外表現出來。我們在公民聚餐活動中佩戴公民徽章,使用公民雨傘,在微博上使用公民頭像,這些都表明我們對公民身份、意識的認可。

關於“公民”算不算一個組織?李剛回答:我認為公民圈子算不上是一個組織,因為他沒有組織的章程,也沒有加入的儀式,也沒有清晰的組織架構,也就是個群體。王永紅認為公民不是組織,因為:公民不像共產黨,有宣誓、填表、考驗期、有章程、獎懲、經律要求。就是自發自願地履行公民的責任和義務。張向忠在回答“你是何時加入公民組織的”問題時回答:我覺得我跟公民理念的想法差不多,他們理念很吸引我,他們宣導的東西與我提倡的一人一票差不多。在去年8月份左右,王永紅讓我第一次負責組織、召集聚會那次後,我覺得應該是參與到公民組織了,但我沒有加入公民組織的感覺。李煥君回答:我不懂得公民組織,我不是公民,我是人民。李蔚認為:公民這個圈子不能稱為一個組織,這個圈子是鬆散的,誰願意參加就參加,不願意就可以離開,沒有硬性的要求。預審問馬新立:你知道公民組織嗎?馬新立乾脆說:我不知道,按憲法說咱都是公民,都享有公民權,理論上是這這樣。預審問:你說的理論上是什麼意思?答曰:咱們目前不享有公民的權利。人民不享有參政議政的權利,具體說包括自由選舉的權利、言論自由的權利、自由生育的權利。

關於同城聚餐,警方關心的問題主要有:同城聚餐活動是誰組織發起的?許志永為什麼發起同城聚餐?同城聚餐的活動如何組織?同城聚餐還有誰負責組織?參與同城聚餐活動的都是什麼人?是否有固定的標準?你們為什麼要收集同城聚餐人員的姓名、聯繫方式等資訊?你們這次聚餐中都討論了哪些話題?我看你們談論的話題都是帶有政治性的問題,你們為什麼要選擇這些政治性的話題進行討論?是誰討論一黨制多黨制的?你說一下同城聚餐的實際意義?等等。

對公民同城聚餐的現場流程,侯欣說:每次現場定一個主題,讓現場的人提出議題,然後進行投票表決,議題投票多的,就形成當天的主題,提議人也就成了現場的臨時主持人。警方問:曾經提議的主題有什麼內容?答:自建房、計劃生育、財產公示、同城教育和空氣污染等問題。警方問趙常青:你們的聚會隨著召開次數的增加,參會的人也在逐漸增加,這些來參會的人是不是都是你們圈子裡的人了?趙常青答:那倒不一定,因為有一些人來了後需要發言,我們也根據他發言的意思來看他是持什麼理念的,說的好的人我們會繼續通知他來參會,但有些人說的話很極端,我們就不會再通知這樣的人來參會。警方問張寶成:同城聚餐的形式是屬於朋友圈的聚餐?答:同城聚餐屬於朋友圈的聚餐。都是對自己感興趣的話題聊天。比如財產公示、廢除勞教、教育平等權、環境污染、國際公民權利公約等都是我們聊天的話題。而且都能達到一定的共識。問:你們在聚餐上達到共識後,會有一下步的行動嗎?答:沒有任何的行動計畫,大家聊的開心了,願意聯繫的繼續聯繫。如果非得說有什麼行動,就只有公示財產倡議書的簽名和廢除勞教倡議書的簽名活動了。袁冬在回答“那你說一下同城聚餐到底是什麼樣的聚餐”時,他說:就是有共同意願的人結識,在聚餐時發表自己的觀點,然後有共同觀點的人聚焦在一起去幹自己想幹的事情的聚餐,所以同城聚餐我認為是共同理想人的聚會,具體我們有財產公示共識的人通過聚餐然後大家商量以後再去打橫幅,讓老百姓知道財產公示的積極性,大家一起起來給政府壓力,人數達到一定的時候,政府迫於壓力就會改變的,從而達到我們的目的。李蔚對同城聚餐與官員財產公示活動兩者之間關係的解釋是:我們就是通過同城聚餐的這種形式,經過大家的討論提出大家都關心的問題,然後大家在聯合起來提出相應意見。我們發起的公民連署官員財產公示的活動就是這麼產生的。但李蔚不認為同城聚餐平臺是一個政治組織,他說:公民聚餐可以提高參與人的政治水準。許志永說同城聚餐不能稱為嚴格意義上的組織,因為結構鬆散,願意參加就參加不願意參加就不參加,如果有一天中國把黨禁的限制放開了,同城聚餐的人群中可能會出現不止一個政治團隊。

另外,其他新公民案被告人還被多次問及:你知道許志永有什麼理念嗎?你是如何知道許志永的思想的?許志永的思想對你有什麼影響?許志永的思想與你們上街打橫幅有什麼關係?你是否閱讀過《新公民運動》、《非暴力公民維權》、《新公民精神》、《新公民運動問答一至五》?

如:張寶成即被問及:你看過許志永的什麼文章,有什麼感受?答:我從他的文章中覺得他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追求公平正義、為國家政治、文化方面的命運擔憂。許志永的觀點是自由、公義、愛。我感覺我和他的理念有一定的交集點,很贊成他的理論。對同一問題,李蔚答:我做事情只對事不對人,我想我和許志永組織發起官員財產公示活動是因為我們有共同點。問:你們的共同點是什麼?答:就是呼籲全國人大儘快推出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反對腐敗。問:許志永的言論、行為對你的行為是否產生影響?許志永是否向你傳播過相關文章或理念?答:我覺得許志永的言論、行為對我沒產生什麼影響。我所做的這些事情,也都是我想做的事情,並不受許志永的影響。孫含會的回答是,他認同許志永的理念,但大家都是成年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推動官員財產公示是基於自己對反腐敗的認識,不是受許志永影響。可見,新公民運動只是一些有共同理念的公民的自由組合,與體制內強調命令、服從、擁護、效忠不同,新公民運動的參與者之間不存在等級、命令和服從關係,大家都是在保留獨立人格的前提下平等協作,共同推動公民社會建設。

當然,也有人認同許志永在新公民運動中的宣導者地位,如預審問候欣:你知道馬新立、張寶成、袁冬是否見過許志永?答:他們有沒有私下見過許志永我不知道,在我印象中在公民聚餐的時候應該見過許志永,但是他們肯定是知道並且認同許志永自由公義愛的理念的。所以我和馬新立、張寶成、袁冬等人進行的要求官員財產公示活動,也是在實踐許志永的公民理念。

以上幾人的回答,顯然和警方把許志永視為公民組織的首要分子和所有新公民活動的總設計師的目標相去甚遠。在對和許志永接觸最多的丁家喜訊問時,警方的問題就更加露骨:許志永曾在“公民聚餐”中不止一次地表述過個人理想,一個從小立志從政,將共產黨視為自己從政最大阻礙的人,因對國家現行政治體制不滿,妄圖將自己領導的公民組織轉變為政黨,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這種想法不但是愚昧的,更是危險的。任何認同許志永個人觀點並願為其提供幫助的人,其行為本身就是錯誤的。許志永在很多場合都公開表明了自己的反動立場,你在明知的情況下,仍然積極參與、推進他所組織的各項活動,你如何解釋?許志永發起的各項公民運動都有其邪惡用意,這點在其發表的文章中均有體現,你作為許志永文章的修改者、閱讀者,對其用意早已心知肚明。希望你能認清形勢,儘早醒悟,否則等待你的只能是法律的嚴懲,明白嗎?丁家喜回答:許志永寫文章,他的觀點是他自己的,許志永的公民理念我認同,但認同的含義不一樣,他提出公民這樣的理念,對我公民的理念就是維護自己的權利,尊重他人的權利,承擔自己的義務。我們每個人對公民的理念都有不同,我與許志永、趙常青、孫含會對公民的理念都是不一樣的。

看到從丁家喜口中得不到給許志永定罪的證據,警方氣急敗壞:“這個問題你避重就輕地說不行,避而不說更不行。公安機關現在給你機會,希望你能夠主動交代自己的問題,如果你繼續抗拒不語,最終等待你的除了法律的嚴懲,你的父母和妻兒也不會原諒你的,他們會恨你不明是非、不知廉恥,恨你執迷不悟、連累家人,恨你枉為人子、枉為人夫、枉為人父,你幹出這麼多令新者痛、仇者快、先者怒、世者怨的事情,如不懸崖勒馬,今後還有何前面再與親人相見?”

“我們這麼說你都不為所動,除了說明你有強烈的畏罪心理外,還充分暴露出你人性的缺失、道德的淪喪,我們替培養你多年的國家、生你養你的父母、信你愛你的妻子、想你等你的女兒感到萬分失望,你不配得到國家的培養、不配擁有家人的關愛。你曾不止一次的強調自己什麼都放下了、家人都不用你關心,在我們看來能說出這種話的人,就不再是一個純粹的人了,一個連自己家都不關心的人,卻口口聲聲說要關心國家、要推動社會進步,這些話也許你會信,但人們是不會信的。你自編自導的這些鬧劇,最終只能成為公民的笑柄。我們除了要對你進行法制教育外,出於憐憫,我們要再次奉勸你:要認真反思,反思如何做人、反思如何做事、反思如何回答問題,不要幹為人所不齒的事、不要說不負責任的話,你聽清楚了嗎?”

當然,並非每人都像丁家喜一樣,面對警方的壓力不為所動,本案中還是有人基於各種壓力,為了早日獲得自由,而對警方作了某種迎合。從王永紅的一段訊問筆錄中,可以看出他面臨的心理壓力:

問:你們同城聚會、街頭打橫幅、發傳單等這些活動最終指向是什麼?

答:不語。

問: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嗎?

答:不難。

問:那你現在回答這個問題。

答:我應該積極主動配合你們的工作。

問:這不是光拿嘴說的,你要有實際行動配合我們才是真的配合。

答:我所做的,我所想像,我所說的應該是配合你們的工作,但我不能隨意擴大,不能瞎說。

問:沒人讓你瞎說,我們最開始就跟你說了讓你如實回答,實話實說。

答:指向就是為了國家更美好,更和諧,我想這是我進來之前一直的想法,同時這也是很多人的想法。但我在進來這麼長時間的反思,我想我們是被人利用了,是被許志永利用了。

問:既然你說被別人利用了,那這些利用你的人想要達到什麼目的?

答:我通過看許志永的文章和結合他之前的講話,他提到過新公民運動和公民要享受相應的權利等,我充分感覺到許志永對現行制度不滿,他認為共產黨是一黨獨裁,他是想實現憲政政府。我認識許志永有個時間過程,我之前沒有認清他的真面目,現實我已經認識到自己做錯了,我願意配合你們公安機關工作。

我們這些人是許志永的一個棋子,是被許志永所利用,是想實現政治理念,現在我想想,這有點可怕,如果公安機關沒有抓獲我們,後果不堪設想,我會在犯罪道路上越陷越深。

我對許志永的看法有一個過程,開始我瞭解到他參與救助無家可歸的訪民,進行法律援助,感覺他為人正義,隨著時間的推移,知道了他宣導公民理念,新公民運動,言語上宣導公民要享受權利,從直觀上感覺到他提出的觀點也沒有錯誤,後來,他進過新公民運動及民主憲政,許志永提出了很多議題,提出財產公開及反對腐敗的話題,很對我的口味,所以我表現很積極。後來,我感覺許志永在思想上,行動上有政治目的,想到過他想結束一黨專制,傳播他的公民理念,讓大家覺醒,利用訪民群體,對他進行支持。從客觀事實上,我做了橫幅和散發傳單的一些事情,對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我感覺許志永在思想上、行動上有政治目的,想到過他想結束一黨專制,傳播他的公民理念,讓大家覺醒,我現在想想,不管是給訪民發放衣物,法律援助訪民群體,讓家長到教育部門上訪,還是推行官員財產公示,每一次都照相發到網路都是為了做秀,都是為了樹立許志永的形象,讓更多的人支持和關注,對他進行支持。

另外,李剛也有一段筆錄:許志永就是要在同城聚餐的圈子裡傳播他的自由、公義、愛的理念還有他的公民運動、公民精神。許志永宣揚他的理念並搭建了聚會同城聚餐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我們這些在心理上有負能量的人聚焦到了一起,聚焦到一起大家的膽量就大了,就敢去突破法律的界限去做違法的事情了。我當時在公民的這個圈子裡時還感覺不到,現在我幹了違法的事情了,回頭看看就能夠認識到了這些了。

問:你們心中的負能量指的是哪些方面?

答:我心裡的負能量就是我對腐敗的痛恨。其他人有些是因為拆遷的問題對開發商、對主管的政府部門的不滿情緒,還有些律師對中國的法制建設不滿意,這些都是這個圈子裡的負能量。

應該說,不論是王永紅還是李剛,他們的以上陳述,均沒有違背事實和良心對許志永進行誹謗和攻擊,而且,王永紅也確實面臨著巨大的困境,他愛人沒有工作,全家只靠他一個,女兒2013年又要參加中考,這都是他不得不考慮和解決的問題,對王永紅的選擇,許志永非常理解,他支持和贊同其他人“微笑著向當局投降”,以便儘早出去。王永紅在偵查終結前能夠取保,對此我們只有祝福。現代社會的權利運動,其目標就是改善公民的生存品質,因此新公民運動不提倡把建設公民社會的理想置於家庭和工作之上。

關於官員財產公示活動的發起和組織,孫含會作為要求205名中央委員率先公開財產的《公民建議書》的起草者,他始終坦然承認這個活動是他最先提出的:我看到十八大中央委員的提名中有三個條件:政治思想素質好、業務能力強、群眾滿意度高。我覺得既然是三好幹部,而且掌握著國家的最高權力,就應該帶著公開財產。習近平上臺以後,反腐敗的公開發言很堅決,力度很大,俞正聲、張春賢等領導也說如果中央同意,可經率先公開財產,這就是我寫《公民建議書》的思想基礎。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雖然警方一直努力把官員財產公示活動和許志永的新公民理念掛上鉤,但大多數財產公示活動的參與者們竟然一致宣稱真正影響他們的不是許志永,而是習近平。張寶成就說:“我認為為國家剷除腐敗,響應習主席號召,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反腐敗從公示官員財產(開始)”。馬新立也堅持認為:我覺得我們要求搞“官員財產公示”也是踐行習總書記講話中“把權力關進籠子裡”。目的就是要制約官員的權力,也是反腐敗的一個手段。李蔚說“我知道的在中央的幹部裡習近平、王滬甯、汪洋等就很清廉”。他相信公民上街呼籲官員公開財產能得到黨內清廉派的支援。丁家喜也反問預審:習近平都說了,腐敗嚴重會亡黨亡國,我們這麼做有錯嗎?我認識的法官一會兒買一套房子,一會兒買一套房子,他們哪兒來的錢?你們總說維護穩定,最終維護了誰的穩定?其實維護的是官員的穩定,保護了貪官的利益。要想查貪官很簡單,各地的房管所一聯網,誰名字底下有多少套房就一清二楚了。趙常青也這麼解釋他參與官員財產公示活動的原因:我的根據來源於習近平在十八大閉幕式上和在十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在這兩次講話裡習近平都談到了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他甚至說,腐敗不除將會亡黨亡國。他還說,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所以對於你們問的我根據什麼,我就是根據你們党最高領袖所說的話做出這樣的結論。那麼民間社會也有責任來配合執政黨解決腐敗問題,為什麼先選擇要求他們公開財產?因為他們都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說“打鐵還需自身硬”,所以我決定從他們最高層的領導人先公開財產,以身作則,帶頭做出廉政建設。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習近平上臺之初高調的反腐敗承諾,才激發了丁家喜、趙常青、孫含會、李蔚、張寶成、馬新立、李剛、侯欣等人以民間力量推動國家廉政制度建設的豪情,他們開始認真思考:第一習近平所說的“制度的籠子”到底是什麼含義?第二到底應該打造一個什麼樣的籠子才能將權力關進去?

2012年11月底,孫含會起草了要求205名中央委員公開財產的公民建議書,並建議12月9日國際反腐敗日公佈到網上徵集簽名。對徵集簽名的目的,所有參與人的陳述完全一致,就是要將徵集到的簽名在2013年的兩會上提交,推動財產公示立法。所以孫含會一直堅持:我的行為都是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進行的,不但沒有社會危害性,還有利於鞏固執政黨的地位,提升新一屆政府的權威,讓這個國家更美好。

財產公示活動剛開始,網上簽名的人數很多,國內國際媒體也先進了報導。但是從2012年12月中下旬開始,網上刪帖特別厲害,簽名人數上升緩慢。於是許志永、丁家喜就提出通過上街散發傳單,打橫幅的方式進行宣傳。但要通過“快閃”的方式,在街頭打出條幅拍了照就走,不要長時間逗留,避免和員警發生衝突。對此王永紅是這麼陳述的:在張打橫幅的時候,要求照相,發到網路上,讓大家看到,徵集更多的簽名,還提到不要在大街上時間過長,員警會制止,避免與員警發生衝突。引起現場混亂,影響交通,造成負面影響。警方也問許志永: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你夥同丁家喜、王永紅、孫含會等人共同策劃了推動財產公示簽名以及上街張打橫幅擴大影響的活動。在這期間,指使丁家喜和王永紅到全國的多個省市串聯,同時,指使他人在北京策劃了一系列街頭舉牌活動。這些活動如果不及時制止將會給國家的社會安定造成巨大危害,你的行為已經出現了不是你想收就能收的了的,你們為什麼要在全國開展這項活動?許志永回答:就是為了擴大簽名數量。在我的印象裡,財產公示就沒有階段之分,整個活動就圍繞著如何擴大徵集簽名,簽名數量很少,我主張“快閃”的模式擴大影響,就是打條幅拍照上網。其他人的陳述和許志永、王永紅一致。

對於財產公示活動為什麼選擇在中關村、朝陽公園等地,張寶成的解釋是:中關村的年輕人多,大多都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而且知名高校學府都在那邊,我認為那裡打橫幅應該會有很好的效果。馬新立也認為:我們的宗旨是在不擾民、不妨礙交通、還要有人關注的情況下去宣傳,所以要找個相對人多的地方,這樣能有人關注。為此,2013年1月27日在朝陽公園舉牌之前,李剛、王永紅、袁冬還專門去朝陽公園事查看了地形,之所以選擇朝陽公園,一是這裡空間大,不至於影響交通,二是朝陽公園曾經發生過中國政法大學老師吳法天和人約架事件,在網路上很有名。

對於沒有經過申請和批准為什麼要上街搞遊行集會?張寶成說:我認為我參加的不是遊行集會,我認為我參加的是帶有訴求的街頭行為藝術。集會的規模應該很大,至少一百人以上,我們的規模很小,算不上集會。警方問馬新立:你是否知道有法律規定,上街集會、示威遊行之前是要經過政府的批准後才能實施的?馬新立回答:我知道啊,但在“九一八”期間,有好多人也在沒有批准的前提下就去遊行了,最後也沒事啊。警方大怒:“九一八”遊行是愛國的行為,你的行為是嗎?

事實上,本案幾個被告中,李蔚、許志永、馬新立都多次提出過合理合法的遊行申請,但北京警方無一批准。2012年12月18日,新公民案律師王興、藺其磊、陳建剛也曾就教育平權和財產公示向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總隊提出過遊行示威申請,申請書中寫明瞭要打出以下標語:1、公民要求官員財產公開!2、推動官員財產公示,讓中國更美好!3、反對腐敗、公開財產!4、財產公開,社會正義!5、支持習總書記:一切政黨和個人恪守憲法原則!6、同樣的納稅,應當享受同樣受教育權利!7、外地戶口人應當與本地戶口人依法享有同樣受教育權!8、高考報名和錄取分數,必須取消地區和戶口歧視!遊行示威地點:1、朝陽區朝陽公園南門外不影響交通的場地、人行道。2、清華大學西門(海澱區)前人行道100長度內。3、海澱區中關村廣場、海龍大廈、海澱黃莊地鐵站、北京大學東門,不影響交通的場地和人行道100米的範圍內。4、西城區西單文化廣場,無車輛通行的直徑50米的範圍內。

5、北京市教委大廈門前和人行道100米範圍內。對這些和新公民運動基本一致的遊行示威申請,北京警方乾脆連申請書都不肯接受。

對警方提出的在朝陽公園舉牌被員警制止了,以後為什麼還要搞?李剛解釋說:我們就是認為我們推動的官員財產公示活動還要繼續,不能因為員警阻止就停下來。我們認為在以後的活動中要縝密些,爭取不讓員警事先知道。後來就有了2月24日在海澱海龍大廈、黃莊車站等地繼續張打橫幅的事情了。王永紅說:朝陽公園事件之後,在一次聚餐的時候,許志永和丁家喜提出來,不要和員警發生衝突,員警讓離開就離開,不要造成一種擾亂秩序的違法行為,還要繼續推動財產公開打橫幅。除袁冬個性比較執拗外,新公民案的其他參與者都非常注意不和員警衝突,避免影響公共秩序。比如李剛就曾兩次勸袁冬,其中朝陽公園活動中,李剛有如下陳述:在沒收袁冬的橫幅時,袁冬不肯將橫幅交給員警,就和員警發生了爭執,雙方爭執了有兩三分鐘後袁冬還是沒有放手。後來我過去勸了勸袁冬不要和員警發生太激烈的衝突,袁冬聽了後才松了手把橫幅交了出去。這個過程大約有3分鐘。2月24日中關村廣場和清華西門的財產公示活動中:我們走到黃莊地鐵口停留了六七分鐘張打一張“公民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橫幅,我還向周圍圍觀的人散發公民倡議書。當時圍觀的人有三、四十人,後來人越來越多,我們怕堵塞了交通就調頭原路往回走。繼續沿著路西一直走到北大東門繼續張打公民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橫幅。到了北大東門口停留了一分鐘我們照了像就走了,當時沒人圍觀。隨後又去了清華西門繼續張打公民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橫幅,當時保安要收走我們的條幅時,袁冬不讓他們拿還和保安發生了拉扯。因為我看見我們和保安發生了爭執,怕事情鬧大了就把袁冬拉到了馬路對面,其他人也就陸續離開了清華西門。但這兩次,袁冬也只是就能否在公共場所宣傳財產公示和警方及保安有爭執,卻沒有造成激烈的衝突,也沒有影響到公共場所秩序。張寶成也說過根據我們在海澱四次打橫幅的經驗,如果人多,我們就會撤離的。

幾次財產公示活動中,2013年3月31日西單廣場的活動相對時間比較長,圍觀群眾較多,對這次活動,許志永、丁家喜、孫含會等人都事先不知情,他們事後都認為西單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比較敏感,不宜在此搞宣傳,打出諸如“官員財產不公開,個個都是大王八”,“亮媳婦不如亮財產”之類的橫幅,並把宣傳的矛頭直指七常委也不合適。對此,袁冬認為這次活動算他本人組織的,他說:我們前幾次,只是打幾分鐘橫幅,喊幾句口號,訊速地換地方,然後將打橫幅的照片上傳在網上,這次在去西單之前,我看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書對腐敗的問題和抗日問題有一個結合,有更多的感受,所以我就想專門的進行演講,不止是打橫幅喊幾句口號。但是,西單的活動同樣沒有超中國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公民言論自由的界限,對此,馬新立說:我們的行為引來將近百餘人在台下站著觀看,好多人都掏出手機拍照。大約說了5分鐘左右,就來了好多員警,要求我們收起橫幅並停止演講活動,還要沒收我們的橫幅和擴音設備,要帶我們去派出所。我們當時想一沒有妨礙交通二沒礙著別人的事,所以就沒聽他們的也沒有收橫幅,袁冬還在哪裡講,這時周圍很多圍觀的人都對員警的執法時行議論,還有的拿出手機拍照,過了幾分鐘後,我看見員警在往警車上拽袁冬,我就過去問員警我們觸犯哪條法律了,為什麼收我們的條幅還要帶我們去派出所?當時環境挺亂的,我沒聽清員警具體都說了什麼,大概又過了幾分鐘,來的員警越來越多,我們就把橫幅收了,跟著員警上了警車。然後員警將我們帶到了西單大街派出所。警方問候欣:當時現場秩序怎麼樣?侯欣答:我認為挺好的。問:你判斷秩序好的標準是什麼?答:我就是這樣認為的,當時很多老百姓在圍觀,看熱鬧,就是員警到了以後才造成現場混亂了。現場視頻揭示的情況也正如侯欣所言,在員警到達前,現場秩序良好,圍觀的人也不多,是員警到現場後的粗暴制止,才引來了更多的人圍觀,並有現場群眾指責員警“人家講得挺好的,為什麼不讓人家講?”如果說本次活動確實擾亂了公共場所秩序,則這個責任也應該由警方而不應該由四君子和許志永等人承擔,因為是員警對公民合法行使公民權利的不當制止,擾亂了公共場所正常的秩序。這正說明!員警不能解決問題,員警本身才是問題!

關於財產公示是誰組織的,根據各個涉案人的陳述,財產公示總體上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組織,所有參加者都是基於對腐敗的痛恨自願參加的,相互間也沒有具體的分工,就是誰對那種工作感興趣就去做,每次活動,也不存在事前精心的策劃。比如,警方指控在財產公示活動中,許志永負責聯繫社會知名人士,丁家喜是總協調,孫含會負責媒體,王永紅負責街頭活動的實施,李蔚負責網上宣傳,但實際情況是,起訴書中指控的幾次財產公示活動中,王永紅沒有一次出現在現場,並且除朝陽公園的一次外,對另外三次他事先根本不知情;孫含會也只在朝陽公園的活動中事先聯繫了記者,對另外幾次也不事先不知情,丁家喜和許志永都事先不瞭解西單的活動,並不贊同具體的操作方式。對此,各被告人陳述的比較一致,但也有兩個例外,如侯欣就講過:要求官員財產公示的活動是許志永提出的,具體組織的有丁家喜、王永紅、孫含會,具體實施的人就是我、馬新立、張寶成、袁冬、李剛、李煥君、李蔚等人,具體的方式有張打橫幅、網上簽名、發放傳單等。但侯欣女士在所有筆錄中都沒有講出許志永組織財產公示活動的具體事實和證據,她並且這麼評價許志永她:“許先生我們見過幾次面。這個人,我對他的評價就是他可能有點類似於一個聖徒。我對他有個評價,就是溫和得近似於靦腆,淡定得有點從容。他一直是其實不太贊同我們一些過激的行動的。”

另外,趙常青在回答警方“那你之前說過的小範圍開會商定了一些具體事情,如街頭打橫幅等活動,那麼這個小範圍聚會是否為這一系列活動的策劃聚會或組織、安排活動的聚會”時也進過:“我只能說街頭打橫幅、發傳單活動都是經過這個小範圍會議後決策、部署後實施的,這一點不用回避。所以這些小型會議與這些街頭活動是正相關的因果關係。這些小型會議不定期召開,結合當時社會的大背景,通過大家商討來決定具體實施的活動內容”。結合趙常青的全部筆錄,他的本意非常清楚,就是想讓自己和許志永把新公民運動的全部責任抗下來,他多次講:這個案子抓了這麼多人,這些人裡很多都是新人,沒有前科,在公民運動也好,還是維權也好,他們參與的時間都很短,你們共產黨講寬大,我希望能把他們釋放了,要對這種初次涉及這個問題的人都放了,畢竟也關了這麼長時間了。因為不管怎麼說,這十年無論是共產黨還是政府都強調推動人權事業,都強調人權的進步,而且保障人權都寫進憲法裡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果打擊面過寬,處理人數過多,會損害執政黨和政府在國內和國際的形象。並且,同案的孫含會、王永紅、李蔚都證明,趙常青本人也基本沒有參加財產公示活動,事實上,他在回答警方提問時,對活動的細節完全是一問三不知,如:

問:每次小範圍聚會是否都有專門的議題?

答:每次開會都有專門議題的,但每次具體的議題內容因為開會次數太多了我說不清了。朝陽公園、清華大學、中關村等地打橫幅活動都是在小範圍聚會上討論後確實的,西單四君子打橫幅之前有沒有這種小範圍聚會我不清楚,因為我沒有參與。

問:在小範圍聚會討論的結果出來後,對具體實施打橫幅是否有具體的、詳實的分工安排?

答:這個我記不清了,以別人的供述不准,我不否認,我願意承擔責任。

問:據你所知,街頭打橫幅活動是由誰來具體負責實施的?

答:我不知道。

問:據你所知,街頭打橫幅活動是由誰來具體負責聯繫參與人的?

答:我不知道。

問:據你所知,街頭打橫幅所使用的橫幅是由誰確定內容樣式、出資、定制、取回、保管以及帶到現場的?

答:我不知道。

問:你是真不知道還是不願意說?

答:我是真不知道,以別人供述的為准,我不否認,我願意承擔責任。

正因為新公民案中存在不少這種完全沒有證據支撐的判斷性陳述,控方又違背刑事證據的證明要求有意拿這類證據作為指控的依據,作為辯護人,我一直強烈要求法院允許本案同案被告人和其他重要證人出庭作證,在法庭上把事情的原委講清楚,但是,法院最懼怕的,恰恰是瞭解真相的人出庭,如此則他們怎麼順利完成任務?

但是,即便是抓住個別被告人筆錄中的隻言片語不放,警方還是找不到新公民運動擾亂社會秩序的具體證據,於是他們又費勁地試圖把新公民運動解釋成暴力運動。十幾個涉案人中,也有人提出過新公民運動是非暴力運動,如侯欣就說過:許志永提出的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所以我們上街的原則是上街發傳單、打橫幅但是不要與員警發生衝突,製造影響目的達到就行了。因此,警方的訊問中反復問‘’從你參與的這些事情的角度出發你認為新公民運動是一種非暴力社會運動還是一種暴力社會運動?你們對暴力的理解是什麼?是否只要沒有對人身、財產安全產生威脅,你們就稱之為非暴力,就認為不涉及違法犯罪?你們在活動中對社會秩序產生的危害是否排除在暴力、非暴力的評價之外?”

趙常青解釋說:非暴力的意思就是在政治抗爭和社會抗爭過程中,對執政者不採取武裝暴力抗爭的方式,不走“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道路,應該以維護國家和社會基本秩序為前提。警方問張向忠:對於你支持的財產公開活動,你主張這個活動應該是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答:我主張應該是用非暴力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如上街打橫幅、發傳單都屬於非暴力的。問:這種非暴力的想法是否別人影響後得出的,還是你自己想的?答:我自己有這種想法,我覺得還是應該通過選舉來實現我的夢想,同時也有人說應該提倡非暴力,如王永紅就說過類似的話,具體怎麼說的我忘了,我理解的意思就是不要跟政府和員警發生衝突,應該用溫和的方式來表達訴求,所以我理解這就是非暴力的。

教育平權的兩次請願活動中,參加教育平權活動的家長們無一認為他們的合理訴求擾亂了公共秩序,無一指控許志永博士指使他們擾亂公共秩序,其中對7.5事件,邵玲玲的證言是:2012年7月5日9時許,我和其他地區家長一起來到西城區教育部反映非京籍學生考試問題,我們一百多人一起到教育部信訪辦反映問題,但是信訪辦沒有給我們滿意的答覆,中午信訪結束以後我們這些家長就要離開,途經教育部北門時,我們就被員警攔下了,並且員警說:不讓我們這樣走,讓我們一個一個的走。直到13時許,有些家長打出條幅高喊口號,我見狀於是拿起手機準備拍照,這時民警就過來把我帶走了。

孟凡玲的證言是:6月28日去教育部信訪辦打聽政策沒有得到答覆,去的十幾個家長就提議7月5日再到教育部看看。7月3日晚在海澱黃莊九頭鷹餐廳,許志永提議參與當天活動的學生家長要先在教育部信訪辦院內到齊後,再一起到教育部門前站立,只要去的人多了,必然引起關注。許志永還囑咐大家在活動期間一定不要有過激的舉動,不要和在場的其他人員發生爭執。

2012年7月5日上午九點多,我一個人從家坐公車去了教育部,我到時教育部信訪辦的院內已經聚了很多學生家長,當時我和信訪辦的刁強處長見了面。在十一點左右的時候,有人提議要走向教育部正門,當時現場秩序比較亂,我也沒注意是誰提議的,但和肯定有人提議。這時家長們就集體從信訪辦小院走到了教育部的正門,開始在教育部門前站立。當時家長們情緒比較激動,有名北京的男子與非京籍學生發生了爭執,我怕發生其他情況,就主動走過去將這名男子勸到了路邊,在我與那句北京男子交談的時候,周圍就亂了起來,也不知道是誰將我弄倒在地,當我爬起身後,看到幾個員警在拉扯邵玲玲,我就跑過去掰其中一個員警的手,想讓他放開邵玲玲,這時走過來幾名員警將我架上了車,後來家長們就散了。

孔德平的證言:在2012年7月5日活動之前的那次聚餐,許志永給大家進行普法,讓大家行為不要過激,要理性平和,要堅持自己的訴求。並告誡大家不能攔車、不能堵門,讓家長發動更多的人,只要先去了站在那裡就行。

對2.28事件,警方問孟凡玲:許志永是如何策劃2月28日活動的?答:許志永在1月份的一次小聚餐中曾說過:要在2月28日組織一次大規模的活動,去的人多就能出臺政策,但不要有過激言語,不要和人發生衝突。

對許志永在教育平權中的作用,孔德平回答:許志永在法律的角度上詮釋了教育公平,特別讓我們更加清晰的看清了目前隨遷子女們面臨的教育不公平,也就是中、高考問題。在個人行為上建立了法律意識,同時增加了大家的維權意識。

另外,積極參加新公民運動的杜國旺、張建黨的證言,警方則根本不敢移交給檢察院和法院,據本人瞭解,張建黨對警方以教育平權為由迫害許博士憤怒已極,他說:許博士只是我們教育平權活動的法律顧問,教育平權是家長們為主體發起的,搞什麼活動都是家長們民主表決的,並不是許博士能決定我們做什麼,怎麼能夠讓他來承擔這個責任?7.5中打橫幅,喊口號都是我提出來的,如果許博士有罪,我罪更大,我希望把我也一起起訴!但是,張建黨這種自證有罪的證言,警方、檢方和法院均不敢正視,許博士案開庭前,北京警方出動大量警力將包括張建黨在內的教育平權活動積極參加者全部控制,他們當天連去現場聲援的機會都沒有,更不必說出庭作證。

當天參加北京市教委請願活動的近百名家長中,有38名被警方詢問並作了筆錄,這些家長無一承認當天有現場秩序混亂的狀態發生。如:

李占民的證言中,警方問:你到該處幹什麼了?答:就是站在路邊旁觀。問:剩下的人在場幹什麼了?答:好像有四、五個代表進去反映問題,剩下的跟我一樣呆著。問:現場有打橫幅、喊口號的情況嗎?答:沒有。

李開寶的證言:現場有上百人,聽說有代表進去反映問題了,其他人都在等著,沒有人喊口號、拉條幅等行為。

孫培穎的證言中,警方反復問:解決合理訴求,可以通過正常管道,不得非法聚集。你聽清楚了嗎?民警告知你反映問題應逐級上訪,不要到國家機關周邊重點地區上訪。為什麼去教委,反映什麼問題,誰組織的?幹什麼了?但在警方口中也沒有當天秩序混亂的內容。

楊雨航的證言:9時30分左右我到達市教委門口,現場沒人組織,也沒人喊口號,大家都比較平靜,相互聊聊孩子的事,中等的時候到這邊飯店吃了飯,出來後就沒什麼人了,我們也要走了,這時過來員警帶我們走了。問:這期間員警怎樣待你?答:對我們很好,很客氣的,都相互理解。

宋詠梅的證言中,問:你去教委反映情況有沒有過激行為?答:沒有。問:反映過程中有使用條幅和傳單的情況嗎?答:沒有。

在所有三十八份筆錄中,不論是員警口中還是家長們口中,根本沒有現場秩序被擾亂的內容。

 

六、自願組合,理性推動,許志永一直主張以和平建設性方式參與新公民運動

在四個月的偵查過程中,許志永博士從來不回避自己在新公民運動中的責任,他更希望一個人承擔本案的全部責任,讓其他人都能儘快自由。所以,在回答預審的問題時,他的原則是涉及別人的一言不發。對他的這種態度,警方氣急敗壞:那之前的三十多堂筆錄裡,每堂筆錄我提出不下十個問題,你所有回答都是零,你所有考慮的結果都是零。重點是你的案件並非是你單人的犯罪,而你在回答很多問題的時候都是以“涉及別人不方便講”來回答,這是一種違法的行為。

但是,對自己的責任,他從不回避。對教育平權,他說:我們努力爭取的是全國兩億多新移民享有其所在城市的市民待遇,是為全國5800萬留守兒童爭取隨父母生活和上學的權利,這是最基本的人權,也是最基本的人道問題。戶籍隔離問題根本在於父母和兒童分隔兩地,孩子從小沒有正常的家庭溫暖。他們父母在這個城市裡工作,作為這個城市的納稅人孩子當然有權利在這裡上學和高考, 這是最基本的市民待遇問題,必須強調的是我們不是爭取外地人在這個城市的權利,而是同是這個城市的納稅人在這個城市應當享有的權利。

對7.5事件,他坦承:7月3日晚上聚會時聽家長講的,當時有20人左右,都是隨遷子女家長,而且都是對取消高考戶籍限制比較積極的人員。我主要提出了兩個建議:一是參與上訪請願的人要多一些,這樣才能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二是整個上訪過程要理性要維持好秩序,不要因為不理智而出現過激行為,不要因為正常的上訪活動給自身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我不提倡呼喊口號,但我贊同打標語、靜坐。散步。我提倡家長們以平和的方式來反映訴求,打標語、靜坐、散步的形式比較平和,而呼喊口號則比較過激。

對2.28請願活動,他一直堅持這個活動就是他組織的,因為在教育部推出異地高考政策後,三年來為推動這個政策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北京外地戶籍學生卻因北京市拒不出臺配套政策而無法受益,許志永覺得很對不起這些學生家長,他想鼓勵家長們繼續努力。但是,許志永一如既往地提醒家長們要採取理性方式,他於2013年2月26日在推特上的推文是:228請假一天,注意:1、和平理性敦促市教委出臺政策,不堵車不攔車不動手;2、上午九點一定要準時到達;3、地點是北京市教委正門(奧運大廈南門);4、各自獨立努力接近目的地,遇有警戒線或攔截就地停下,員警推到哪裡就站到哪裡,下午一點前不離開;5、如被帶到派出所如實回答坦然應對。

警方對他的回答很不滿意,指責說:無論是財產公示還是教育平權,你都在號召通過示威、上街給政府施壓,你這種活動模式叫什麼?答:“沒有什麼活動模式,就是踐行憲法中規定的言論自由。沒有壓力就沒有改變,這幾乎是中國過去幾十年每一點進步的教訓。當然,我主張壓力要適度,既要踐行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自由,又要考慮社會的承受能力,我從來都跟大家強調千萬不要有攔車、堵門等擾亂社會秩序的過激行為。但這些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需要踐行,鴉雀無聲的維穩方式會讓中國潛在巨大的危機。當然,如果中國陷入經濟衰退,社會承受能力更加脆弱,另外也期待著新一代執政者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有一些原來採取的公民行動可以停下來,我不在乎自己能得到什麼,重要的是我希望看到社會進步,希望看到眾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

許博士這麼解釋他的新公民運動理念:“我一直覺得中國社會變革需要體制外的理性建設性的推動力,我一直在想健康理性的力量以什麼的方式團結起來,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共同身份,這個身份就是公民。他背後蘊藏著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權利責任等一系列現代要素。我們還需要一套理念永遠告別打倒推翻等專制化理念,自由、公義、愛是一個到位的理念,意味著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有了這個共同的身份和理念接下來是如何推廣如何喚起更多的健康理性的團結推動社會進步。公民聚餐是一種方式,大家在吃飯中關心時政共同探討如何維護公民權利推動社會變革,並且在探討中逐漸養成講規則的習慣,我自己給公民群體的定位是公權力的監督者,民主法治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者,中國社會變革的理性建設性力量。我希望這個時代有這種健康力量成長的空間,我個人一直懷著善意,從不排斥體制,希望和所有對這個國家負責任的中國人一道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具體方式方法我一直願意聽取各方建議,希望能夠和平理性推動社會進步”。

對他的理念,警方不以為然:你錯在錯在表面上你的理想是正義的,但是,實際上你在社會上的言行非正義,在你組織和策動下形成的一系列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擾亂社會秩序等行為嚴重破壞了市民的正常生活,給社會安定造成了很多隱患。你曾經製作過100多條橫幅,散發過上萬張傳單,閉幕式串聯輛數十個城市,呼籲這些城市上街打橫幅,試想如果全國各地均發生了類似的事件,這種混亂程度造成的社會影響得多大?即便是世界上發達的國家,也存在貧富不均等等的社會矛盾,而我們國家在社會進步特殊階段希望與現實差距更明顯,矛盾更多,不可能一朝一夕解決所有問題,官員財產公示的問題解決了,其他的社會矛盾依然存在,無休止的以社會存在的某一問題做文章,表面是在推動社會進步,實際是在阻礙社會前進的步伐。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你看到的可能只是片面,許志永你不是一個人,你的文章也好,你的言行也好,你的公民組織你的同城飯醉平臺逐漸在擴大,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如果再繼續發展下去社會安定沒有一個良好的保障。

許博士回答:“我會不斷聽取建議修正自己的言行,但我必須指出的是迄今為止我的行為和我宣導的行為只是公民的言論表達,不構成犯罪。儘管如此我願意考慮中國現體制的承受力對自己的行為反省並作調整,我會繼續努力以理性建設性的方式推動國家和社會的進步”。許博士以教育平權為例解釋他們的溫和立場:我只是盡我自己的能力一再地告誡大家千萬不要有過激行為,一旦有過激行為有人被抓了其他人都會害怕或失望,這個團隊也會散掉。溫和理性的理念是幾乎我每一次和大家吃飯時談的主題,這個群體能夠存在三年,和我們整體上溫和理性的立場是有關的。

警方仍不滿意:實際上你在推動教育平權的過程中媒體呼籲、網路簽名已經製造了相當大的影響,為什麼還要聚焦上訪?答:媒體和網路的輿論壓力是不夠的,用聚集上訪這種方式實際上是給維穩部門施加壓力,當下的體制最在乎維穩,某種意義上我們就是用這種給維穩部門施加壓力的方式來迫使教育部門出臺政策。當然這個思路是一把雙刃劍,對我們來說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無奈之舉,因為我本人以及積極參與的家長都冒著一定風險,當然社會秩序也冒著一定風險。我只能在召集大家聚集的同時勸告大家溫和理性,儘量在這種危險的環境中走出一條路來。

正是他以上幾句話,被公訴人和一審法院認定他明知自己組織的街頭活動有導致社會秩序失控的危險而有意為之,因此具備了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主觀故意。

警方指責:既然1.27朝陽公園打條幅事件被警方阻攔,之後你為什麼沒有明確公開表態制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以至於後來3.31西單打條幅事件中事態升級,袁冬等人公然暴力抗法?許博士回答:我認同打條幅的方式,我只是反對與警方發生衝撞。在警方阻攔的情況下仍然去打條幅,這種做法我提出過反對意見。事後,我有可能私下裡提醒過大家,當有警方阻攔的時候不要強行去做什麼事,但我不方便公開批評他們,因為打條幅是公民的言論自由。

警方繼續指責:我們說腐敗並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腐敗是個人的劣根性,是個人極端自私造成的。我們党始終在大力的進行反貪污的工作,近期的幾個案件對部級以上的高官進行審判,已經向社會明示了我黨反腐敗的決心和力度。而你在文章裡大力宣揚的內容是因為共產黨執政造成的腐敗,首先這種理論並不成立,其次,這種理論混淆視聽誤導群眾,你並沒有進行調查研究,你形成的一些文字並不真實。博士答:我文章裡從來沒有說過是共產黨執政導致腐敗,我的觀點是缺乏民主法治導致腐敗。中國人有責任認真思考怎樣建立真正的科學的民主的法治制度。我尊重歷史形成的現在執政黨地位,因為變革需要秩序,但是中國的方向不可能背棄人類文明普遍的潮流。

警方開始攻擊參加新公民運動的有不少訪民,靠這些人無法實現許博士的目的:通過我們的工作,就目前瞭解到願意參加公民聚餐的這些人我們沒有看到大部分人具有自我約束的環境。我們看到有些人個人信譽不高,有些人有過違法犯罪的前科,更有些人尤其是訪民群體為了達到個人訴求借助同城聚餐這個平臺對社會發洩不滿。事實上你推廣的同城聚餐的方式到後期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對社會表達不滿情緒,對政府肆意指責。也就是說你這個群體在沒有良好約束的環境下,怎麼能達到一個美好目的的追求?經過我們這段時間的接觸,你很少去瞭解或者關注社會主流人群的需求,你的關注點更多集中在上訪群體仇視社會的人員當中,我想長期的一個人處在負責情緒的影響下你已經固定了一種思維方式,你不是積極地去瞭解社會主流人員的一些需求,相反你更多的是排斥。那麼就訪民群體和仇視社會的人員以他們的生活現狀去要求他們更理性平和的做一件事,這種說法本身就不理性,這點我希望你認真反思。

博士回答:我也不希望看到聚餐的人群激進化的傾向。客觀的說,佔有較多社會資源的人群參與公民聚餐較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新公民運動承受的巨大壓力,作為一個在這個社會上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通常冒險推動社會進步的勇氣也就少一些。

處在不同位置的人,通過不同角度看我們的社會觀點可能會有很大分歧,我會時常反省自己我也希望體制內的人也要時常反省。其實你們也不應該把訪民群體看成這個社會的另類,如果說把上訪看成我們社會的病症的話,其實病根是普遍的不公正或者說相當普遍的不公正,某種意義上他們的存在是我們社會病的象徵。

很多的公民聚餐我沒有參與,我知道有一些訪民懷有激烈的情緒,但我還是儘量的努力影響他們。我也曾經當面給一個人談過我認為他的觀點太激烈了,請他不要參加我們的聚餐,當然,這些事情都是剛一開始而且又沒有任何邊界門檻,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但如果有一定的空間我想這些問題可以逐步解決。我一直希望這個群體的定位是當地政府可接受的監督者和改革的推動者。

警方繼續攻擊“公民”是一個非法組織:你從來沒有承認過公民就是公盟?你不承認有組織結構,但是你們確實是一個組織形式,事實上你是在操作這個事情,我拿到的證據足以證實,所以我希望你許志永不要總拿一句“涉及別人不方便講”敷衍狡辯,我希望你拿出實實在在的態度解決問題。博士答: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公民不是你們想像的那種組織,公民是一個團隊,一個群體。警方大怒:公民是不是組織不需要我們判斷,你只是不把它說成組織,事實上你這個組織有上層人員,有固定辦公地點,有機構,有財務,有綱領有目的,對每一個活動都是有組織有策劃的,對每一個活動的細節都是有規劃的,你這是一個非法的組織,不要用這種偽善的態度來掩蓋你真實的目的,你這個組織吸收了大量對社會現狀有不滿情緒、甚至有違法行為的人,這裡顯示了你險惡的心態,這不是陽光這是極端的卑劣,我希望你看清事實,端正態度,接受法律的處理,改變個人不當的思維和言行,做一個合法、守法的人。

博士也很憤怒:我宣導大家堂堂正正做公民,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做公民,珍惜自己的權利和責任,每個人可以選擇和其他公民一起努力推動社會進步,也可以選擇獨自以自己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我反對建立一個有等級的有領導的有固定身份制度的所謂組織,公民群體永遠不會成為這樣的組織,我之所以反對公民組織這個概念是為了避免你們心中的那種等級森嚴,有領導有下屬的所謂組織,玷污了公民群體追求的理想。今天願意做公民的中國人也許很多人文化水準不高,我希望文化水準更高,能力更強的中國人更多的認真對待自己的權利和責任,做堂堂正正的公民,推動中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你用險惡卑劣的詞形容許志永我對你深表同情。

接下來,他解釋了為什麼公民不是組織:作為一種健康力量的聯合模式,我們稱公民為團隊和群體,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是一個組織,它很鬆散,也沒有邊界,是一個共同理念的自發群體。原來有一個公盟理事會,這個狀態一直持續到大概2011年,但是2009年到2011年期間也動作得不像2009年之前那麼規範,2012年之後,就我個人而言,理念已經發生了很明顯的變化,我主張公民成為一個廣泛參與的自發的群體,在共同的民主法治理念的宣導下,各地公民自發參與、自治做事。圍繞著具體的專案,自然會形成工作團隊,但是不再有一個統一的決策層,因為沒有人有資格去號令別人。我的工作也主要變成新公民運動的理念宣導,這是我努力的方向,也基本是近期以來的工作狀態。比如:教育平權有一個工作團隊在努力,財產公示形成一個工作團隊在努力,公義基金我正想努力規範化,宣佈成立個理事會,但還沒有起作用。公民群體沒有層級,沒有固定的成員,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議題,也都可以和別人形成一個工作團隊,公民之間彼此相互協助,這是我希望推動的做事的狀態,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更願意稱公民為一個群體或團隊,而不是一個組織,這是我大概的基本的理念。

我的理念是這樣的:公民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緊密發展組織,而是一個理念共同體,沒有層級,只有為做某個具體事情而形成的志願團隊。這種完全鬆散的、開放的公民互助型的、推動社會進步的群體,是我理想的公民群體成長的模式。“公民聚餐”只是搭建一個最基礎的平臺,聚餐過程中大家按照民主規則發言,提出議題,並決定做什麼議題。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議題,該議題如果得到多數人的贊同,就可以組建一個工作團隊。這個群體沒有固定的中心,決策層、領導等等,我一直主張在做具體事情的過程中,聚起越來越多的相同理念的公民。

教育平權相當於發現了一個新的模式,2009年大概6月份的時候就有家長找過我,年底我把找過我的最初的幾位家長召集起來,大家討論決定從小升初開始做起。我們把家長及志願都召集起來,由大家集體決定具體的行動,包括資金募集。我在這裡其實相當於一個顧問的角色,日常的事務不參與,主要是調解他們的矛盾和糾紛。指出下一步的工作方向,負責研究報告的起草。這種模式跟我們原來的公盟模式有很大不同,原來我們組建一個小團隊直接推動工作,到教育平權就變成了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理念的宣導,具體工作由當事人自己推動。到財產公示這個項目,就是一個更加典型的議題為中心的模式,有人提議做這個事情,然後為此事組建工作團隊,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協助者。當然我也盡力去支持這件事情。這些模式的逐漸變化,讓我想到了一個開放的,推動社會進步的模式。

在我的印象裡,財產公示就沒有階段之分,整個活動就圍繞著如何擴大徵集簽名,簽名數量很少,我主張“快閃”的模式擴大影響,就是打條幅拍照上網。至於西單的演講我後來瞭解到是一個意外,應該是在一次聚餐中大家討論決定的,具體的我沒參與,也不太清楚。朝陽公園的事我事先知道,我記得當天我好像阻止過,細節我不在清楚,因為我反對跟警方直接衝撞。

警方接著問:你推崇的三權分立需要黨派來完成,你自稱的公民是否是一個黨派?

答:真正的民主選舉離不開多黨競爭。公民不是一個黨派,我宣導的新公民運動的目標不是一個組織,而是一個社會改良運動,同時也是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運動,這個群體沒有一個邊界,沒有紀律,更沒有層級,而只是理念的一種聚合。我希望這個群體不是一個小眾,每一個人都應當成為公民,憲法規定了我們的身份,我們的權利,我們的責任,我宣導的不過是把憲法當真而已。我自己的定位是一個宣導者,更像一個旁觀者,有些不公正的如此明顯和極端卻沒有人站出來推動變革,所以我站出來了。如果執政黨主動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我寧願回到學校成為一個學者。

警方反問:你就沒有把自己在一個旁觀者的位置,你對現在的制度不滿所以你站出來高呼呐喊,採取的方式就是呼籲眾人上街示威,這種組織方式很明確就是街頭政治,也叫顏色革命,這完全符合你在文章裡的論述,“公民運動是一場政治運動”。

博士反駁:有具體的制度和公共政策變革訴求,有有限度的理性的行為模式,這樣的公民表達行為停留在社會改良層面,最多是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層面,遠遠談不上街頭政治和顏色革命。我不主張中國以革命的方式實現變革,我擔心中國的人民會付出太大的代價,我的行為和我這樣的理念是一致的,我更像清末的立憲派而不是革命派,如果改良的空間被堵死立憲派沒有生存空間,那樣才會爆發顏色革命。顏色革命不可能由任何人組織起來的,他一定是在所有人預料之外爆發的,把我宣導的新公民運動上升到顏色革命的想法實在是很深的誤解。新公民運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一個社會改良的過程,因為公民意識公民文化的變革本身就需要一個很漫長的過程。而且我一直主張公民要實實在在做事,從身邊做起,從小事做起,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推動具體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點滴進步,這和突髮式的顏色革命是完全不同的理念和行為模式。某種程度上說新公民運動反而能避免顏色革命,如果社會不公不義得不到解決,改良沒有空間,那樣才會爆發顏色革命。

警方最後攻擊許志永有政治目的:你的這些街頭活動完全是反對一党執政的言行,實際上你是在以達到參政議政為目的。

博士答:參政議政不是我的目的,我對任何公共職位都沒有興趣,今天我在做的是犧牲自我成為一個公民的楷模,因為這個社會需要。我不是反對任何政黨執政,我只是主張國家的權力應當屬於全體人民,公民應當有正當的選舉權利。

警方反問:你不把自己說成組織,而你在教育平權和財產公示活動中已經形成了一個組織框架,你標榜個人沒有政治目的,但你的所言所行,你的文章,都已經明確的告訴了大家你推行公民社會要達到的政治目的,顯然,在這個活動中你是一個領跑人物。如果,你達到你的政治目的,你也就完成了你個人地位的追求,這是相輔相成的。

博士答:我有政治目的,從不回避,那就是民主、法治的美好中國。但這個目的不一定由我來實現,誰實現了我都會感到欣慰的。希望你將來有一天能相信,有這樣一個中國人,活著,是為了自由、公義、愛,為人生幸福。

警方開始提升攻擊的烈度:你並沒有堅持社會主義,我們的主旨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發展道路。

博士答:壟斷特權不破除,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共產黨一黨專政絕不是社會主義,多黨公平競爭才是社會主義。你可以執政,但是必須經過人民的選舉。這才真正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不可缺少的民主。我希望公民群體的角色是公權力的監督者,政治改革的推動者,民主法治的建設者,如果今天中國連如此溫和的改良主義都不能容忍,中國必將重蹈一個世紀一前的悲劇。中國三十年經濟發展,主要是引進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的結果,同樣,中國需要引進自由競爭的民主憲政制度才能解決當下自由與公正的問題。

警方追問:你所指的憲政制度是什麼?

答:包括多黨競爭、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等。政治根本上是為公眾服務的,沒有競爭,服務者會騎到人民頭上,人對權力的欲望沒有窮盡,權力必須制衡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例外。今天的中國腐敗、官僚主義、奢靡之風等等,只有靠競爭才能解決。如果今天中國實現不了多黨競爭,那至少應該有獨立的監督。

警方很生氣:你這個憲政標明的就是西方的海洋憲政,主張三權分立,主張多黨制,但是你忽視了一點:作為中國公民,要堅持共產黨的執政。你在《人民的國家》中反對的“打江山,坐江山”是什麼意思?你所指的內容很清晰,在你的理念裡,你反對專政,反對一黨執政,而中國目前就是這個現狀,中國狀的江山本身就是打下來的。文章後面提到的“軍隊國家化”、國家結構、議會、總統制、司法,怎麼解釋?文章中“江山意味著財富、美人、生殺予奪的權勢和無限貪婪的私欲”,江山是提著腦袋打下來的,絕對不會讓與別人,誰想取而代之,拿千萬人頭來換,這是野蠻專制者的政權合法性邏輯,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反對共產黨作為一種個人觀念並不違法,但是反對共產黨有實際組織、有實際行為,在具體的操作,就是違法犯罪。你現在不只是單純的表達個人理念,你是在實施行為。你是學法律的,你深諳法律的內涵,你的這些反對共產黨執政的行為已經非常的明確。

博士答:我已經多次表達過了,追求民主法治不等於反黨,我希望共產黨在經過選舉之後長期執政,我也不認為共產黨比哪個黨更壞,更腐敗,但必須有有效監督和權力制衡的制度,才能挽救共產黨。我對任何個人和組織都心懷善意,我希望中國能夠通過改良的方式實現健全的民主法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百年中國夢,這是我一貫的立場,並且我也以理性、建設性的方式通過改變具體的制度和公共政策,追求我的理想,我是一個改良主義者,因為我愛中國,希望中國政治轉型的過程中,人民付出的代價最小,如果改良實在看不到希望,我只能為這個國家感到悲哀。

警方開始扣帽子:你熱愛中國不代表你擁護中國共產黨,我們國家的法律規定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你這些思想行為不是堅持社會主義。你的言論、行為完全套用西方的憲政理論,追求三權分立、多黨執政。你現在這種理論就像狼披羊皮,你要堅持的三權分立、西方的民主,同時你又強調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這哪裡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下的民主法治,絕不等同於三權分立下的民主法治。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你說它落後也好、腐敗也好,但目前它是我們國家的法律,我們必須要嚴格遵守法律,這是我們的職責。

你現在的理論、行為是具有階級性的,是站在西方國家的角度來攻擊、詆毀社會主義,你並沒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你從思想上違法,行為上違法,我們不希望中國引進西方的體制變成某國家的附庸國,我們希望建設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真正成了其他國的附庸的話,你的國家沒有平等,你的人民更談不上平等。

博士回答:借用別人的管理方法和成為附庸完全沒有必然聯繫,引進市場經濟中國沒有成為誰的附庸,引進民主憲政,實現公平正義,化解社會矛盾,國民齊心中國只會更強大,更不會成為誰的附庸。

警方威脅:憲法規定國家要走這條社會主義道路,作為憲法的內容應當遵守,我作為執法者,法律明文規定你只要違反法律就要制裁你。

博士反問:我哪裡違法了憲法?警方回答:你沒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沒有走社會主義道路。如果你的《人民的國家》對體制的描述加上“解放前”,我可以理解為不是詆毀現政府,但是你沒有。

直到2013年10月30日,預審還在以變更罪名相要脅:你應當明白,造成擾亂社會秩序的原因是顛覆國家政權,這不是個輕刑,對你來講可能面對著漫長的監獄生涯。中國正在蓬勃發展,中國社會必然進步,中國的強國夢必然會實現,事實會證明你是一個阻礙進步的絆腳石。現在不是你大談理想的時候,我們可以公開向社會說許志永主觀目的是顛覆國家政權,這裡我沒有任何捏造。

結果是,無論是連夜“熬鷹”也好,以追加煽顛罪起訴也罷,都對許志永無濟於事。

 

七、 政治問題,法律解決,以刑事手段打壓公民合法訴求將註定事與願違

事實上,北京警方明知新公民活動並未造成任何擾亂社會秩序的後果,這一點,從他們的訊問筆錄中大量充斥著“假設、如果、萬一”之詞即可明瞭:

“馬新立,你仔細想想,如果你們打橫幅的行為誘發了嚴重後果的發生,到時候國家亂了,社會亂了,你能保證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嗎?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了,你能負得起責任嗎”?

“張寶成,你想想你們這幾人在中關村、西單這樣人流量大,有影響力的地方,未經過相關部門批准就私自在西單廣場打公民要求公示財產的橫幅,你們這樣的行為是否會造成危害?如果因為打橫幅,聚集的人越來越多,到時候局勢無法控制怎麼辦,你們是否有什麼預案,或者說之前商量過要怎麼辦”?

“(丁家喜)單就你所參與的教育平權一事來講,你用手機發送了上千條短信,煽動外籍家長到教育部門前聚集,如果這些人在收到你的短信後,都跑到教育部門前聚集、鬧事,你認為那時的局面能夠控制嗎”?(丁回答)最後亂了嗎?“那是因為警方介入得早,及時進行了工作,才避免了嚴重後果的發生。你們這一行為,不但擾亂了公共秩序,也給警方增加了工作量,你認為這種行為正確嗎”?

“(許志永)你錯就在錯在表面上你的理想是正義的,但是,實際上你在社會上的言行非正義,你曾經製作過100多條橫幅,散發過上萬張傳單,串聯數十個城市,呼籲這些城市上街打橫幅,試想如果全國各地均發生了類似的事件,這種混亂程度造成的社會影響得多大”?

警方在以他們想像中可能出現的危害後果給許志永博士定罪的同時,又在訊問中流露出他們對公民公開表達政見既蔑視又恐懼且不解的複雜心態:

“國家有相關的信訪部門可以讓人民群眾反映問題,你們為什麼還要上街打橫幅?你這些很多的想法在現在的中國能否推行?你如果有正當的訴求,可以通過正規途徑,合理合法地向國家反映,那才是真正地愛党愛國的行為”。

“為何你們在聚會中討論對國家現狀的不滿?一味地批判國家現狀,對國家進步有好處嗎?一個人都有優點缺點,一個政權也是這樣,政府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你們為什麼老是盯住缺點不放?從來看不到主流的東西。我覺得你們這是居心不良”。

“是國家養育了你,維護國家穩定是每名公民應盡的義務,如果你繼續這種危險的想法,劉老師就是你們的下場”?

接下來,警方進一步表現出許志永等人呼籲教育平權、財產公示就是給政府添亂的觀點,而對這些問題,新公民案諸君子回答的也很乾脆,如:對預審的“你為什麼不通過正常的程式反腐”?袁冬答:我也通過正常的手續,我曾經給胡錦濤和當時的九常委寫過信,內容就是反腐的事情,但是沒有回音,我就認為共產黨沒拿我們老百姓當回事,不聽老百姓的呼聲,所以我們就必須通過自己的方式來表達訴求。警方問:你認為共產黨是否給老百姓反映腐敗問題的機會和平臺?答:我感覺老百姓和執政者有一無法逾越的鐵幕,中間無法溝通,所以我們必須通過上街來反應老百姓的呼聲,從而執政者聽到我們的聲音,我認為必須有結社的自由,大家從分子組合至一起從而壯大起來,讓政府從裝聾作啞的狀態改變,最終必須承認老百姓的存在,改變腐敗現象。

在李蔚的筆錄中,有一段:員警問:國家現在有自己的反腐體系和部門,你們為什麼還要提出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答:我們認為國家的反腐體制從現在的實際情況看不夠有效,腐敗現象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已經損害了很多普通民眾的利益,所以我們就提出要建立一個新的反腐體系。我們也是借鑒國外的反腐經驗和做法。問:你們推出讓普通民眾參與反腐並建立一個新的反腐體系,這種做法容易讓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會產生負面的影響,會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這一點你考慮過嗎?答:這之前考慮過我們推出的官員財產公示活動會對社會產生動盪和影響,但我相信國家會通過它的權力去加以控制,並通過相應的計畫安排、表明態度減少這種動盪產生的負面影響。

對趙常青,警方質問:你反映問題沒有錯,但要通過什麼方式來反映問題,通過你的極端方式就能解決嗎?通過你個人和一部分人組織論壇和打橫幅等方式就能解決嗎?

我們的黨及相關部門對反腐敗等一系列問題需要處理的問題一刻都沒有停止,你憑什麼就過早地下結論說執政黨和相關部門對腐敗問題處理不力?

你們總說要反腐敗、要求高官財產公示等話題,是別有用心地炒作這個話題,還是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你們這種方式不惜冒著違法的風險,是在跟法律挑戰嗎?

任何一個人的活動都是在法律允許的前提下進行的,你們的上街打橫幅、演講集會等行為,在沒有被允許的情況下進行就是違法的,這怎麼能叫做是正義行為呢?

你們是否懷疑這205名高官都是腐敗的?

你們懷疑的依據是什麼?

這種依據能站住腳嗎?你能公示自己的財產嗎?

對這些弱智的問題,誰能替趙常青根回答?但對警方的另外一個問題“你們之前的公共場所打橫幅、發放宣傳單、發放公民標識、在教育部門前靜坐等,而且都沒有經過申請和批准,如果這些事鬧大了並引起社會動盪,這怎麼辦?應該有誰來承擔責任?”趙常青還是很認真地回答:如果示威的規模擴大化,引起整個社會的關注,這個責任首先應該由國家相關職能部門來承擔,比如說教育部,而要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是執政黨認真聽取集會人群代表的意見和建議,並通過政治協商和社會協商的方式來妥善解決相關問題,從而恢復社會秩序。

對袁冬,警方問:你考慮到“公民”上街呼籲是否會造成國家動盪?袁冬回答:我們上街呼籲官員公示財產和國籍,只要政府、官員按部就班的公開了,就不會引起國家的動盪了,拒不公開就會造成國家動盪。

孫含會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我沒有任何違法犯罪行為,羈押一天就是一天對我的迫害。你們的領導非要大家去掘地三尺,硬要挖出金子來,愚蠢得很。他們想向上面獻上獻花,但沒准獻給XXX的就是一泡狗屎。

警方威脅道:孫含會,你的思想太極端了,看問題太片面了,這樣不好。你親屬也勸過你,他們也看到你做的事情不對,被自由、公義、愛的假像迷惑了,陷得太深了。你應該醒醒了,應該為自己的前途和家人想一想。

孫含會答:XXX清楚地看到了腐敗愈演愈烈,所以才提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我們做的事就是幫助XXX做這件事。現在我覺得XXX說的這句話是假的。

預審最後只好感慨:孫含會,你執迷不悟,你被你們的小的公民圈子毒害得太深了!

不難看出,警方打擊新公民運動的理由和邏輯,根本無法獲得涉案人的認可,而刑法的特殊預防作用,又恰恰是以犯罪人的真心悔罪為條件的。我們的體制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拿不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卻一味地迷信刑法的威懾作用,如此則除了培養更多的敵對者,又有何益?

在警方與丁家喜的對話中,最能反映出面對新公民運動,體制面臨的道德困境和法律困境,現摘錄一段:

問:許志永希望以何種形式建設公民社會?如果建設了公民社會,現行的社會主義社會怎麼辦?

答:這不是我操心的問題.

問:為何你們在聚會中討論對國家現狀的不滿?

答:公民言論自由, 我們討論什麼還不行嗎?

問:一味地批判國家現狀,對國家進步有好處嗎?某些組織的行為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和欺騙性,看似普通的尋釁滋事或非聚集行為,卻有著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你認同這一觀點嗎?你要為自己找出路,不要一條路走到黑,害人害己。

答;政府要為自己造出路才是真的。

問:你如果有正當的訴求,可以通過正規途徑,合理合法地向國家反映,那才是真正地愛党愛國的行為。

答:愛党是共產黨員幹的事,我不是黨員,愛國就行了。

問:我國在党的領導下,一直在不斷進步當中,就拿你們所關注的自由、民主問題來說,如果在文革時期,你們公民組織會有如此言行嗎?

答:很多人都迷戀那個時代,薄熙來就想把國家弄回到那個時代去,你們看他最後怎麼樣了?我認為XXX現在想做毛澤東第二呢。

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訊問到這個份上,誰還能指望刑法能夠發揮教育作用?能實現防止被告人再犯的功能?

而刑法困境的根本原因在在於,在我們這個國家,公民行使憲法權利的管道被堵塞了,以新公民運動中的財產公示活動為例,孫含會、許志永等人發動官員財產公示網上簽名和街頭宣傳活動的目的,無非是推動人大的財產公示立法,但這麼單純的公民表達政見的活動,在我們這個國家卻是國家仇視和禁止的,先是推動官員財產公示的網上徵集簽名活動因被大量刪帖無法進行,後是公民們組織的街頭宣傳活動被警方粗暴制止。警方所謂的“你們宣傳反腐敗沒錯,但為什麼不通過正常的途徑提出來”?在此就試舉一例:孫含會委託馬新立、李煥君、李茂林、羅麗君、楊雙軍於2013年3月11日去全國人大信訪局遞交官員財產公示公民建議書,但信訪局說他們不管這事,不肯接。2013年3月13日上午,馬新立和李茂林、李茂林的妻子羅麗君、楊雙軍、李煥君一起到人民大會堂南門,想給人大常委會遞交關於“中央委員率先公開財產”的人民建議書,一共7033人在網上簽名,結果不但沒有人接,後來還遇見一個執勤的員警,員警馬上將幾個人送到了天安門分局,天安門分局把他們的建議書給沒收了,讓幾人在所裡呆了一天也沒飯吃,後來馬新立和楊雙軍被各自戶籍派出所接走了,李煥君則因是上訪戶被送到南三環邊上的一個賓館關了幾天,李茂林夫婦被山西的接訪人員關到豐台區長峰賓館十幾天。對這起事件,丁家喜的提請批准逮捕書中用的是“3月13日,馬新立與部分訪民在兩會期間欲向人大代表遞交該建議書時被民警查獲”。僅此一例已經足夠,中國目前到底有沒有公民合法表達政治訴求的權利和管道!

但是,現在畢竟不是那個全民都匍匐在政治強權下唯唯諾諾的時代了,面對眾多的體制不公平、政策不公平,怎麼能指望被剝奪了國民待遇的人們全都對赤裸裸的不公正熟視無睹呢?以北京市的教育公平為例,目前在北京的2000萬常住人口中,非戶籍人員已經占到近800萬。據來自北京教委的資訊,2012年的北京,義務階段就讀的隨遷子女達到41.9萬人,占學生總數的40.9%。繼續維持現在的教育政策,則這些占在校學生人數近一半的孩子,在完成初中學業後就要回到他們的老家讀書,這其中很大比例的孩子都是在北京出生長大,一口京腔,他們也自認為是北京人,在面臨高考時卻必須回到他們所不熟悉的環境中,告訴他們這才是你的家,如此則怎能指望他們將來認同這個體制,怎麼保證他們未來不成為反體制的中堅力量?

事實上,北京罪惡的教育制度,其受害者絕不僅僅是非京籍學生和家長,我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重點非重點之分和擇校制度的存在,折磨著的是全體北京市民,卻肥了市區兩級領導和教育部門的少數權貴,包括體制內的普通公務員在內,有幾個北京家長沒有受過擇校制度的折磨,有幾個人沒為孩子上學受過難以忍受的屈辱?在北京為什麼還要維持這種制度?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平均配置教育資源的承諾在北京還要等多久才能兌現,如何兌現?對這些關係到全體市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市民們有發言權沒有?他們有改變這一制度的正常管道沒有?

北京之外,以最近廣東茂名的PX專案為例,現在看,警方的大棒政策是暫時把民眾的反對打壓下去了,但是,只要我們的官員在重大決策中沒有協商式民主的觀念和習慣,只要繼續沿用現在的一套黑箱操作和長官決定模式,類似的甚至更大規模的反抗,仍會不可避免地在全國各地上演。我們的市政官員們就不能在立項之初就廣泛徵求市民意見,把新專案的安全性通過聽證會的方式讓關心的市民不受限制地瞭解,並承諾吸收市民監督項目的安全運行?地方官員就不能承諾把新項目帶來的財政收入用於解決大部分市民普遍關切的問題,比如,用於改善義務階段普通學校的教育品質,並承諾以家長們看得見的方式拉平各個學校的教育品質差距,以此來換取市民的支持?

對這些疑問,本人認為,只要沒有來自民間的持續壓力,官僚集團既沒無壓力也無動力解決這些關係民生的重大難題,因為一旦制度透明平等了,他們的尋租利益何在,他們高高在上的官老爺氣派又何在?

而這,又恰恰證明了許志永宣導的新公民運動的可貴,面對社會上觸目驚心的黑暗和不平等,作為一介布衣,他不哀怨,不等待,不空談,而是用具體的行動去推動制度變革,並聯合公民社會的力量和體制內開明派向既得利益者施壓。作為名校博士,儘管他完全有條件在現在體制下進入既得利益者的行列,但十年來,他一直選擇和這個國家最弱勢的人們在一起。無論是2003年推動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還是以後的歲月裡對黑監獄的揭露,對三聚氰胺奶粉受害兒童的救助,對北京街頭訪民的幫助,對新移民子女異地高考權利的呼籲,對官員財產公示立法的執著,他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時代畫卷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長年累月的挫折和打壓,都不能阻攔他作為一個公民,而不是臣民,高傲地站立!如今,當局對許志永的審判和判刑,同樣非但不能摧毀他的道德形象,恰恰相反,體制是陪上國家司法的信譽,為他和他宣導的新公民運動,樹立了一座永恆的豐碑。

人物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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