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变局凸显中国媒体先天不足 | 中国人权双周刊

昝爱宗 世界媒体峰会10月9日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提出尊重“媒体 … 繼續閱讀 →...
昝爱宗

世界媒体峰会10月9日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提出尊重“媒体的社会责任”,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以及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保障外国新闻机构和记者合法权益。可话音刚落,就传出《财经》杂志包括总经理在内的近70人骨干团队辞职、主编胡舒立也可能因此出局的消息。《财经》作为中国调查性报道、观点尖锐的杰出媒体,此番变动无异于釜底抽薪,有可能使创刊11年的《财经》变成一个空壳。

胡舒立是《财经》杂志内容方面的核心人物,但其角色只相当于职业经理人——她不是老板,没有对杂志的现在方向调整或未来走向以及资金分配的操纵权,一旦职业经理人与老板的意见相左,随时都有出局的可能。

1998年创刊的《财经》,由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主办,前身是同一旗下刊物《证券市场周刊》的月末版,后由月刊改为是双周刊,独立为一家刊物,发行量虽然只有10万份,常年广告收入却达2亿元人民币,但胡舒立掌控的资金有限,可能这为日后胡舒立离开埋下伏笔。

此外,由于编辑内容方针的不同,也可能导致胡舒立离开《财经》。美国的《纽约客》杂志7月20日曾大幅报道胡舒立作为中国媒体影响力领袖之一如何突破官方舆论控制的“禁区”,但她的老板、“联办”总干事王波明谈起胡舒立的名字却显得不快,“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纽约客》解释这是王波明“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很明显,两人“谈不拢”,合作将很难持续下去,但出走的不可能是老板,等待离开的将是胡舒立。据媒体打探消息,胡舒立已与出版刊号资源丰富的《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合作,拟新创一份类似《财经》的包括网络、纸刊在内的综合性的媒体“新财经”,这可能是一个无奈的结局。

胡舒立和她的老板王波明,都是出自中共官宦家庭,胡舒立的父亲是中共总工会的干部,母亲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的编辑,其外祖父胡愈之建国时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后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波明的父亲王炳南则是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地下工作者”,后出任中国驻外大使和副外长。两人都有一定的政治资源,比如胡舒立20多年前在厦门采访时认识时任厦门副市长的习近平,习现已高升为国家副主席,有可能是胡锦涛的接班人;此外,还熟悉现任副总理王岐山、央行行长周小川等高官。

对于没有显规则的中共官场来说,有一定的政治资源,并不一定能够起到“保护伞”的作用,比如《财经》曾多次受中宣部压力撤换某期杂志的封面文章以及终止某次采访,据说是他们的编辑人员亲手把报道的敏感内容一张一张撕下来,仿佛是一种羞辱。后来关于央视新大楼突然大火、新疆7•5骚乱等突发事件,他们止步不前,原因就是他们被明令不得突破禁区。

《财经》杂志的东家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合办公室),原为1989年成立的证卷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挂靠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旗下有在香港上市公司财讯传媒、财经网、和讯网和《证券市场周刊》、《体育画报》等多家媒体。胡舒立此前就曾担任全国工商联的行业报《中华工商时报》的记者,与“联办”算是一家人,但由于“联办”的这些市场类媒体有个先天不足之处,本身是民营媒体,即国家没有投资,国家只是核定一个具有所谓国有性质的合法性的出版刊号,却被称为“国有媒体”,其资产也不能视为民营或私营,而且必须接受中宣部的领导。媒体不能由私人掌控,就与西方国家的媒体如路透社、《纽约时报》等的私营性质不一样,更谈不上独立性,其舆论监督的效力就在无形中打了折扣,包括《南方都市报》、CCTV也都一样。

客观地说,中国没有一份真正的私营或民营报纸,即使实际上是民营投资、按照民营企业的方式管理、运作,但最后官方不承认,仍然属于“国有资产”。原本是民营投资的媒体《中国经营报》(原名《专业户经营报》、《中国农村经营报》),先是挂靠在政府部门——国家技术监督局作为业务主管,后投资人团队要求如实恢复其民营身份,以及要求按照民营企业方式自行管理,但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纸命令叫停,官方下发“红头文件”明确该媒体的性质为所谓国有性质,理由就是其合法刊号是国有资源,其民营投资者的投资可以视为借款,其挂靠单位由政府部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管,该媒体的人事权、财产权、内容出版权都归主办单位所有,投资人也不过是高级打工仔而已。这就是国有民办媒体的先天不足之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主管、主办单位以及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的手里,要想不听话,随时都有可能被停刊、关门。

尽管《财经》属于当前中国顶尖的财经媒体,尽管是胡舒立一手创办,尽管先后发表了“基金黑幕”、“庄家吕梁”、“谁在操纵亿安科技”、“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等众多震撼国内财经界和社会各界的重大财经新闻报道,但都无法改变随时出局的现实。今年10月7日,胡舒立作为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传媒人,在《中国新闻周刊》吐露心迹表达自己的无奈:“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对于未来,我当然希望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矛盾逐渐理顺,市场规则得到真正的尊重,公开、公正、公平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记者没有那么多的‘黑幕’可揭露。另一方面,我又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履行媒体责任”。

新闻的生命在于“独立”,媒体的身份也在于“独立”,虽然《财经》号称“独立、独到、独家”,但《财经》同样在今天难以做到,但胡舒立表示仍在努力。不过,她的路仍然很艰难。中国的今天,必须正视公民具有言论自由和自由表达的权利,而政府作为统治者,必须接受被统治者的授权或同意,这点胡舒立并没有多大的坚持,她仍然是中共党员,并没有在《零八宪章》上签字,对于异议人士的区域保持距离,就像《纽约客》所说,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分子的宣言上签字,她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比如《南方都市报》的创办人程益中则明确指出胡舒立的路子是改良之路,比如“《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以胡舒立这样的理念,根本无法改变她所面对的市场类媒体或调查性报道媒体的先天不足。

一家媒体没有独立的产权,没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超越党派利益和政府掌控的舆论监督权,让它提高公信力,无异于缘木求鱼,用一句曾经形容CCTV《焦点访谈》节目的话说,“我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家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这样说,媒体的产权制度问题不解决,民间资本参与创办的《财经》和“党和喉舌”《焦点访谈》就没有多大的区别,无论是胡舒立随时出局,还是《焦点访谈》随时被撤稿,都是同样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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