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之际看危机 | 中国人权双周刊

巩胜利 2009年,中共建国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轮回,面临着不曾有过新局势:腐败泛 … 繼續閱讀 →...
巩胜利

2009年,中共建国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轮回,面临着不曾有过新局势:腐败泛滥;民族矛盾突起;群发事件风起云涌。60年,中国社会蓄积的矛盾,异常尖锐,将进入总爆发期。

中国的社会矛盾首先体现于贫富差异悬殊和官吏的普遍腐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国家医管局局长郑筱萸,由于贪污被判处死刑,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绳之以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国家文化部党组书记于幼军、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中共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化元、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等等、大批高官的腐败案例标志中国统治者的腐败已经普遍化、集团化,无法抑制。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仅2009上半年,中国就有9158名县处级以上官员被绳之以法。

在全球化的进展中,中国的腐败趋势呈现了新特点:除了高官腐败之外,还有大型国有企业腐败以及洋腐败。比如,被称为“头号央企”、国家部级企业中国核工业集团、中石化集团的腐败案例,表明中国的腐败程度不仅普遍,而且规模巨大。还有,西方的大企业大公司在他们本国一向奉公守法,但是进入中国后,也开始腐败,人称“洋腐败”。比如,美CCI公司近日承认曾在中国行贿,涉案的中国公司有9家之多,包括中石油、中海油等大型国有企业。沃尔玛案、朗讯案、西门子案等等显示洋腐败在中国大有发展的势头。

再,民族矛盾加剧,出现了大规模的血腥暴力冲突:西藏 “3•14”事件、新疆“7•5”事件,预示民族冲突可能全面爆发。其三,群体事件日趋频繁,仅2009年就发生了石首抢尸案、通钢工人罢工案,人数都在万人以上,并且是暴力的,有流血有死伤。

面对以上问题,执政当局将如何解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根治,中国有可能发生崩溃。理性地思考,这些问题有可能解决吗?办法当然有,只是不能实行。比如,全球所有法制国家都在实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其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方式,若实施,中国官员贪污至少将减少30—50%以上。虽然此制度在中国一再被提出,但就是不能立法。为什么呢?就是官员的利益太大了,此制度一旦立法实行,中国大部分官员都将被追查,首先那些是中央级官员。这是中国吏治的两难。中国现有5000多万党政官员中,若不实施财产申报制,中国的党政腐败将永远无法遏制;但是如果实施,大部分官吏将入狱。二者相比较,还是纵容官员腐败,更有益于政权稳定。

今日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选举决定国家权力的归属,除了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就是连战火纷飞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等国家也都实行了投票选举的制度。选举意味由人民来选择国家制度和权力,但是60年来,中共最怕的就是这一条,只要提及选举,不是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就是颠覆国家政权,党牢牢地抓住从村到中央的各级权力,并声言他们代表全体人民。

中共的政权是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来的,但是它要成为一个被人们接受的合法政权就需要通过人们的选举。目前,中国一再发生的所谓突发性群体事件,实际上就是官民暴力对抗,民众不承认当地政权的合法性,不仅对之拒绝接受和服从,而且想以暴力推翻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怎样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怎样将“革命党”转变成一个“合法党”?这就是,让绝大多数中国公民为执政党投上自己的这“一票”,继而中共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合法党”而非历史上的那个“革命党”。但遗憾的是,中国执政党在60年中,就是不允许选举,老子打下的江山,就得老子坐,而且还传给红色后代。

总之,中国需要建树一个公民制的社会与国家。公民国家,一是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二是实行法制。60年来的教训是,国家实行法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能置之国家的法律之上。但是新中国的60年是人治的60年,因此才产生了一系列的灾难。中共一再说设法加强党内制衡和促进决策的透明化,但目的还是加强党的一统垄断统治。怎样将中共与中国12亿多公民的利益相协调,这是未来中国存亡的关键所在。如果中国执政者不能解决它的合法性,处理好政权与民的关系,中国社会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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