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开了什么先例? | 中国人权双周刊

胡平 鲍彤先生在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导言里指出:“‘六四’镇压开了党中央 … 繼續閱讀 →...
胡平

鲍彤先生在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导言里指出:“‘六四’镇压开了党中央武力镇压公民的先例。上行下效,二十年来,历届领导上台,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镇压的赞美。上行下效,省、市、县、乡、村,创造了多少起官员镇压公民的小天安门事件?有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有。”的确,“六四”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不过严格说来,鲍彤先生的表述不太准确,党中央用武力镇压公民并不是从“六四”才开始的。应该说,共产党自掌权之日起,就开始了武力镇压公民。那么,“六四”究竟是开了一个什么先例呢?换句话,同样是武力镇压公民,“六四”之后和“六四”之前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18年前的“太子党纲领”中找出线索。1991年,《中国青年报》理论部组织了一批中共少壮派官员和学者举行系列研讨会,会后写出长达一万四千字的研究报告《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此文也被称为《太子党纲领》。

在《太子党纲领》中,作者提出:“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联事变后,这一转变更加紧迫。”作者批评共产党“用群众中的民粹主义情绪来束缚党的手脚”,“几十年来形成的骄民政策,对群众只敢讲廉政和勤政,不敢讲严政”;作者认为,“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六四’事件的经验表明,政治反对派用以攻击共产党的武器,有时恰恰就是共产党尚未进行有效转变的一些革命理论”,“自由化分子最爱用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

乍一看去,这几句话简直令人莫明其妙。共产党已经执政四十多年,怎么到如今反倒提出“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来了呢?若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一直高举“革命”大旗,不断革命,不断搞政治运动,致使经济建设受到很大冲击;那么,这种局面不是早已随着“四人帮”的垮台,特别是在邓小平主政以来就已经结束了吗?至于说中 共实行“骄民政策”,对群众“不敢讲严政”,明显与事实不符,更是无稽之谈。

其实,《太子党纲领》要说的是:过去,在理论上,共产党总是声称它的权力是来自人民,共产党总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人民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在过去共产党从不敢正大光明地、理直气壮地镇压人民。对于来自人民的反对或抗议,共产党唯一的办法是宣布对方不是人民,是“反革命”,是“一小撮”,由此才能获得镇压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这就叫“民粹主义”,这就叫“骄民政策”,这就叫“不敢讲严政”和“群众运动天然有理”。这套理论,在革命时期当然是有益的是必要的,但在执政时期就是无用而有害的了。如果继续采用这套理论,只会作茧自缚,给反对派提供思想武器。在“八九”民运中,之所以有很多民众不相信共产党会大开杀戒,那无非是因为他们都想: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人,我们就是人民,你总不能还说我们是“一小撮”,还说我们不是“人民”吧。既然你无法否认我们是人民,既然你们号称是“人民政府”,你又怎么能公开地镇压呢?“人民政府”怎么能公开地镇压人民呢?在苏东事件中,有示威者打出标语“我们才是人民!”,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口号,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便荡然无存。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口号,那里的共产党就象被戳穿骗局的骗子,顿时心虚起来,再也扣不动手中的扳机了。

 然而在中国,“六四”屠杀终究还是发生了。“人民政府”公然武力镇压人民!这就不能不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彻底破产。《太子党纲领》意识到,在“六四”和苏东剧变之后,要修补这种合法性已经不可能,而且也没必要。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干脆把话挑明,干脆说明我们共产党不是什么人民的政府,我们是统治人民的政府;我们就是要统治你们,别以为你是人民我们就不好意思镇压你。如果说在“六四”前,中共镇压人民还要编造借口,要费尽心机地把人民说成不是人民,那么“六四”就是开了先例,开了编不出借口也要血腥镇压的先例;从那以后,中共镇压人民就用不着再编造什么借口,非把人民说成不是人民后才敢动手。这一点,看看这些年来中共对工人、对农民的维权活动的武力镇压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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