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耳盗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 | 中国人权双周刊

胡平 在今年“六四”前夕,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推出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在 … 繼續閱讀 →...
胡平

在今年“六四”前夕,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推出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改革历程》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很值得我们深入解读。这里,我谈谈其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提法是写进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并一直沿用至今。那么,当年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提法呢?在《改革历程》一书里,赵紫阳是这样解释的。赵紫阳说:“几年来实行这一套改革开放措施,说到底,就是对五十年代以来开始实行并日益强化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

在这里,赵紫阳明确告诉我们,所谓改革,说到底就是对先前的革命的否定。为什么要改革?因为原先的革命革错了。类似的意思邓小平也讲过。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不消说,邓小平心目中的第一次革命是指1949年的那次革命。所谓改革,不是改别的,就是要改掉1949年的那场革命,就是恢复到1949年之前的状态。第二次革命就是革第一次革命的命。

从这里,人们立刻就会引出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既然当年的共产革命是错的,既然改革就是要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那你共产党该不该向人民请罪,该不该引咎辞职?你共产党凭什么还坐在台上?凭什么还垄断权力?凭什么还继续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凭什么还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一党专政?

赵紫阳显然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正如赵紫阳所说:“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

当时理论界有好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赵紫阳承认:“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赵紫阳清楚地知道,如果公开采纳这两种说法,等于公开否定共产党革命的正当性,从而也就等于公开否定共产党专政的合法性。那必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震动,自不待言。另外,采纳这两种说法在党内一定通不过,这也是可以想见的。

于是,赵紫阳采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赵紫阳说:“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

说白了,“初级阶段”这种提法的妙处就在于:一方面,共产党可以在实践中大力改掉社会主义,大力恢复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在口头上厚着脸皮宣称它还是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把今天的改革硬说成是昨天的革命的继续,以便让共产党继续赖在台上。共产党既要改革,要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又要保住社会主义的招牌,从而保住自己的专制权力,“初级阶段论”可以两者兼顾,两全其美,所以容易被党内接受,最后写进了十三大政治报告。

在分析东欧共产政权垮台的原因时,有的西方学者正确地指出:“80年代末,东欧的各共产主义政权均面临极其困难的经济前景,有时还要应付强烈的社会紧张状态,个别国家甚至不得不应付有组织的反对派运动的发展。但是,它们之所以最终崩溃,主要倒不是由于这些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的领导集团本身以及各个共产党已经提不出一套既能应付和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困难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的办法。”这段话的意思和九十年代中国人发明的一种说法“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是一样的。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灵验,不改革不行,不改革死路一条。然而,改革就意味着对先前的革命的否定,因而也意味着对共产党专制权力的否定,所以对共产党专制权力而言,改革等于是找死。

那么,中共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能不能摆脱上述困境呢?当然不能。因为明眼人都知道,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非是障眼法,无非是文字游戏,无非是掩耳盗铃而已。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中,集体经济瓦解,个体经济复兴,有人就点出了改革的实质,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因此毫不奇怪,在中共十三大以后,经济改革日益深入,共产党专制权力的合法性非但没有得以强化,反而受到更多的挑战,最终汇集成震惊中外的“八九民运”。

“八九民运”促成了中共统治集团前所未有的大分化。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温和派拒绝用武力镇压民运。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不占理,他们知道过去共产革命是错误的,共产党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他们知道共产党对不起人民。假如没有民运的压力,赵紫阳们还宁肯在维持一种比较柔性的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推行改革——这就是赵紫阳为什么一度倾心于新权威主义的原因。然而,当千千万万民众聚集广场,共产党面临着要么妥协让步,开启民主改革,要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屠杀人民的两难选择时,赵紫阳们就无论如何也狠不下心,下不了手了,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死硬派则出于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悍然下令向民众开枪,把原先那套谎言的伪装撕得粉碎。从此,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荡然无存,堕落为赤裸裸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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