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30 張淑芝患癌病獲監外執行。李愛傑新疆監獄會見張海濤記。劉少明稱坐牢是一種工作。達蘭薩拉一男子自焚身亡。

黑龍江人權捍衛者張淑芝甲狀腺癌、肝癌病情加重於2017年6月28日獲監外執行[維 … 繼續閱讀 →...

黑龍江人權捍衛者張淑芝甲狀腺癌、肝癌病情加重於2017年6月28日獲監外執行[維權網]

http://wqw2010.blogspot.hk/2017/07/2017628.html

「曹順利維權團隊」成員、黑龍江人權捍衛者張淑芝(女)(中國政治犯關注CPPC編號:00321)甲狀腺癌、肝癌病情加重於2017年6月28日獲監外執行,黑龍江女子監獄作出《暫予監外執行證明書》。張淑芝的姐妹、兒子等5名家屬聯名簽字擔保,她小兒子公司的營業執照被做抵押,擔保她在刑期2019年10月27日之前不到任何部門上訪,才得以在2017年6月28號獲監外執行。張淑芝出監後立即到北京就醫,分別到了北京協和醫院和北京安貞醫院就醫,但被該2家醫院都拒絕救治。

據瞭解:2015年10月27日下午2時,張淑芝在國家信訪局排隊登記時遭黑龍江省綏化市政府駐京辦截訪人員綁架。10月28日,張淑芝不堪忍受綏化市政府綁架對其實施酷刑虐待而割脈欲自盡以示抗議。10月29日,張淑芝被綏化市政府截訪人員交給望奎縣公安局,被搆陷「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羈押在黑龍江省綏化市望奎縣看守所。之後,張淑芝的家屬竟然收到了黑龍江省綏化市望奎縣公安局於2015年8月20日作出的望公(治安)拘通字【2015】89號《拘留通知書》複印件。2015年11月5日,張淑芝被望奎縣公安局以同罪名正式逮捕;2016年1月28日,身患甲狀腺癌和肝癌的張淑芝被黑龍江綏化市望奎縣「人民」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刑期至2019年10月27日止。

張淑芝從2008年12月10日人權日起~2013年與「曹順利維權團隊」的維權人士一起多次向外交部、國務院新聞辦提交《信息公開申請書》,要求政府參照聯合國《國家人權行動計畫手冊》確定的標準,遵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A/HRC/6/L.24 號文件,吸納上訪維權群體及民間非政府組織參加《國家人權行動計畫》和《國家人權報告》的起草、編寫和實施的進程。張淑芝還實名舉報原單位:黑龍江省綏化市望奎縣運輸公司經理李長青(現公安局長李偉建父親),嚴重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定:非法剝奪張淑芝享有國企職工待遇、拖欠張淑芝帶病上崗四年工薪及八年病休工資,在崗工作二十年,病退還要自己交納養老保險金,三次大手術醫療費六萬餘元(未得報銷一分),還被望奎縣政府以解決問題為由騙走所有證據材料,又非法解除張淑芝合法勞動關係,因勞動爭議三年上訪「未能解決」。卻被望奎縣政府信訪局一張「空白答覆」,繼而以權代法,用「望公(行)決定(2006)第1號決定」,搆陷張淑芝「非法上訪」,偽造無頭像手舉標牌到國家信訪局打標語、下跪而行政拘留15日。還在當局媒體網站公開發布假信息,謊稱張淑芝治病政府拿出二十多萬元,工資照發,病有單位檢查治療。還在2004年8月一次性付給數萬元等等。其實,張淑芝未得到一分錢。

望奎縣政府和公安機關聯手謊稱:「張淑芝還不滿足,繼續「非法上訪」訛政府的錢是典型的無理訪,逃犯」等等罪名。張淑芝一氣之下病倒,經診斷為甲狀腺癌。之後她仍多次遭當局綁架、追殺、關黑監獄、暴打致殘、酷刑折磨、搶劫財物、造謠誹謗、栽贓陷害、千份偽證、造假法律文書、造假卷宗、戴腳鐐手銬、坐老虎凳、捆綁四肢、膠代封嘴、手機定位、2次勞教,11次拘留等各種迫害。黑龍江省綏化市望奎縣公安局局長李偉建當面對張淑芝說:「張淑芝,我們會讓你贏嗎?讓你贏了,我們就全完了。」

劉少明見到葛文秀律師 稱坐牢是一種工作[民生觀察]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7/0730/16207.html

本網獲悉,昨日(7月29日)上午,葛文秀律師前往廣州第一看守所會見了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獲刑四年零六個月的廣東工運領袖劉少明,他稱「坐牢是一種工作」。律師表示目前劉少明身體及精神狀況尚好。葛文秀律師對會見作了筆錄,劉少明表示,自己比較想得通,也無任何負擔,覺得坐牢是一種工作,中國的民主進步就需要有人去坐牢的,並稱自己沒有怨言。對於劉曉波的辭世,劉少明表示很難過,歷史一定會記住劉曉波。談到家庭,劉少明表示下次如果開庭(二審),就不要讓家屬前來旁聽了,免得讓家屬受到刺激。說到妻子,劉少明稱,很感激妻子,並稱曾經好幾次勸妻子跟他離婚,但其妻子不肯,說要讓他有個家,出來後有個歇息的地方,對他表示極大的支持。

李愛傑新疆監獄會見煽顛犯張海濤記[博訊]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7/07/201707302028.shtml

(前言)人權捍衛者張海濤簡介:張海濤,1971年出生在河南南陽正平縣。九十年代從國企失業下崗後於95年去新疆發展,舉步維艱的從事電信產品的零售。2009年回南陽渡假,卻被新疆警方以詐騙罪抓回新疆。關押近2個月後,又無罪、無名、無說法的釋放。此後開始接觸司法、維護個人權益,因而對中共現行司法體制的本質看透看淡。此後,經常在網上發佈對政府和時局的看法或意見。此前曾是權利運動網站的義工。2015年6月26日,以「煽動民族仇恨罪」被烏市國保抄家刑拘。2016年1月15日被烏魯木齊中院以「煽動顛覆國家罪」處有期徒刑15年、「為境外提供情報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合併執行19年。11月28日,二審維持原判。目前關押在新疆沙雅監獄!

     李愛傑沙雅監獄會見張海濤記:27號,新疆沙雅監獄規定的,第九監區會見的時間。8:50分,事先約定好的維族出租車師傅,早已在賓館的樓下等我。由於他價錢比較公道,人又和善實在,而我又找不到去沙雅監獄的公交車。

     一路上汽車顛簸起伏,塵土飛揚,大概一個小時的車程,我遠遠看到了熟悉的沙雅監獄崗哨

     外面已經聚積了很多維族人,還有為數不多的漢族人,我走過去問崗哨的警衛,回覆說隊長還沒來,需要等一會才能會見。也許是我的紅裙子挺惹人注目的吧,站在那裡,一些維族人主動和我攀談起來,後來又加入了漢族人。我們等有大概半個小時,我看到人們都在排隊了,老鄉喊我:「快點!」,我趕緊跑過去排在後面,一個個地安檢,身體前、後、左、右、上、下摸了個遍。我把身份證、相關手續遞了進去,我聽到一個年輕的維族警衛問:「張海濤在我們監區嗎?」,我的心中狐疑和忐忑起來,我看到他拿著對講機走了出去,等會回來,斜著頭在小窗口說:「科室的人在開會,等會由他們帶你進去。」,雖然有些稍稍安心,但心中更加狐疑。站在烈日下,再次梳理問海濤什麼話,揀要緊的問、說,因為時間有限啊!

     等了沒多長時間,還是這個年輕的維族警衛探出頭來,說:「你一個人過來的嗎?可以了,可以會見了!」,我心中一陣欣喜,走過去和老鄉一起等著進去會見,大概等有10幾分鐘,我們又排隊接受第二次安檢,然後陸續進入監獄公交車,雖然是第二次見海濤,但時隔三個月,心中依然激動和興奮。一路上塵沙飛揚,這裡面因為有綠樹和莊稼的陪襯而顯得有些生機,但往前走,一截截枯敗的胡楊、乾裂的地面、焦炙的塵沙,散落的零星植被,依然掩飾不住這片沙漠的荒涼和蒼桑,經過10分鐘的車程,汽車停在那片熟悉的白色平房前面,我們排好隊接受安檢,除了摸遍身體,還要把鞋子脫掉檢查。

     一個年輕的獄警走過來,領我到監獄長辦公室,他說:「先給你說下,6月份不讓會見,是因為新疆的『齋月』,全疆都不讓會見,不是針對你個人;還有你打的那個電話是卡子上的電話,他們只負責來往車輛登記和會見方面的,諮詢其他事情,你打入監通知書上的電話。」,然後他又給我講了會見規則:不能講宗教方面的言語,不能講國家政策、社情方面的,否則將終止會見。然後他領我出去,經過一道門,來到了曾經見海濤的會見室,除了站在我後面的一男一女兩個獄警,並無他人,「海濤呢?」,「這邊離監區有段距離,你稍等會。」,我不停地向後門張望,大概有5、6分鐘的樣子,兩個獄警帶著海濤過來了,海濤看上去身體和精神還好,還是和上次會見時那麼瘦。

     我和海濤我們隔著玻璃相坐,我看到那兩個年紀稍大的獄警正襟危坐在海濤後面。「老公,你知道我來看你嗎?」,「也是剛剛才知道的。」。「這次來還順利嗎?」海濤面帶微笑地問,「嗯,還挺順利的!」,「老公,怎麼樣?身體怎麼樣?飯能吃飽嗎?一天三餐吃的什麼?」,見到日夜思念的愛人,話竟無從談起,「飯能吃得飽,早餐稀飯、糊糊,蛋湯,能吃到雞蛋,午餐、晚餐,菜、饃饃,現在新鮮蔬菜比較多,能吃到茄子,晚上改善生活,一星期改善兩次生活,可以吃到肉。」,海濤在我的問話中,徐徐道來:「監獄醫院作身體檢查,檢查報告也讓我看;如果生病,醫治方式是吃藥;監獄裡有攝像頭,沒有死角。」,這時,我後面的獄警走上前來,提醒我「不能問這樣的問題,否則將終止會見!」,我點點頭,繼續問:「能洗澡嗎?能見到陽光嗎?每天用工作嗎?」,「一個星期可以洗兩次澡,我一個人單獨一個房間,房間開了個小窗戶,可以透些陽光和空氣。」。「什麼?」我萬分驚愕,「你一個人單獨一個房間,每天在裡面幹什麼?裡面有電視嗎?可以走出這個屋子嗎?」,「沒有電視,不能走出這個屋子,每天不用工作,只是學習,有上課、下課時間,下課了就可以活動、活動身體。」。「學習什麼?」,「學習文化!」,我的腦海立馬閃現一個畫面:一個狹小、簡陋的房間,一個身影煢煢孑立、形影相弔,百無聊賴‧‧‧‧‧‧我的眼淚要出來了,「上次你說要寫父親傳,寫了嗎?」,「學習完,要寫學習心得,然後學習心得、紙和筆都收走了。沒有條件寫!」,看到海濤平靜的面容,我的眼淚嚥了回去。

     我又問到申訴的事情,「我想讓律師介入,他們不允許。申訴書交給檢察官,沒有用處。」海濤說,儘管如此,我還是勸海濤說「那你這次就寫,交給檢察官,好吧!」,海濤點點頭。「你5月1日寫的信,在6月26日,我收到了,我以後每個月也會給你寫信的。」我說,「我還以為一封也沒收到呢,短了不行,長了也不行,總是通不過,我都不想寫了。」,海濤頗感意外。「老公,你一定要寫,哪怕一個字、一句話也要寫!我們看到你的字、你的筆跡,我們就放心了!」,「嗯,以後每個月都給你們寫。」

    「我給他們說了,在看守所時,一張照片也沒給我留,上次你帶的照片,又沒讓帶進來,他們現在同意讓照片帶進來了。」,「啊?下次我一定把照片帶過來。」,我萬分懊悔地說,在這孤獨、寂寥中一天天度過,做著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什麼是他內心的精神寄託呢?

    「我這次來,兒子哭鬧著非要見爸爸不可,一直追到門口。兒子會說很多話了,愛傑、海濤、姑姑都會喊,三、四個字的也會說,還會唱爸爸、媽媽去上班。很多話基本都聽得懂,也講道理了,我忙的時候,我說寶寶你去睡覺吧,他就很乖的,自己跑到床邊,把鞋脫掉,爬到床上睡覺。每次吃飯、喝水的時候,總要拿著你的照片,爸爸一口,媽媽一口,寶寶一口!」。我問兒子:「愛爸爸嗎?」,兒子會說:「愛你!」。「還有5分鐘的時間了!」,我正沉浸在裡面,猛然被這提醒驚醒,「怎麼這麼快!」,我加快了說活的速度「譯姐,喬大哥,西安的朋友,河南的朋友,四川的朋友,總之很多很多的朋友,對你非常關心,他們讓我捎去對你的問候,讓你一定不要氣餒,保重身體,多鍛鍊身體!相信我們大家相聚的日子不遠!」,「嗯,我會的!」海濤作揖表達謝意。

    「本來這次準備帶兒子過來的,因為天氣太 熱,姐姐說等天涼快了,就帶兒子過來看你,家裡一切都好,不用擔心,你一定要保重身體,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的,老公,我和兒子都愛你,我準備留長發等著你回家!」,「好,兒子方便就帶過來,不方便再等等!」,但我分明看到你眼中的渴望。「時間到了!」獄警說,「能不能再延長點時間,我感覺不到30分鐘,你看我這麼遠趕來,萬里之遙。」,「不行,有規定的!」。

    海濤的手已經伸過來印在玻璃上,我看到他的手有些蒼白,我的手也伸過去印在上面,卻想把他帶離出來。正怔在那裡,海濤已在我面前被帶走了,我機械般地跟隨獄警走了出來,好久才緩過神來。

    無數次打電話想要解答的問題,原想著能有一個明確的答覆,然而最終的答案是:你打入監通知書上的電話吧。「但那個電話一直無人接聽呀!我不坐監獄公交,直接走回去,我要找駐監檢察官!」,「那是不行的!」。我聽到司機師傅埋怨:人還沒坐滿,就讓開車走。無奈,只好坐上監獄公交,沒多長時間,我們就又回到了卡子上,找到那個剛來時承諾帶我到駐監檢察室的警衛,他卻矢口否認,並以現在有很多事情為由拒絕。我知道即使我再「糾纏」一下午,也得不到任何的答覆。我的問題很簡單:律師會見需要什麼程序,申訴怎麼辦理?

    回來的路上,一個狹小房間關著一個孤獨的身影,在我腦海揮之不去。同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談到兒子小曼德拉和大家對他的關愛時,海濤臉上那種光亮、那種光彩熠熠生輝!

    感謝親愛的朋友們一路相隨、關愛、支持和鼓勵!由於在路途中,網絡時斷時續,朋友們的信息無法及時回覆,深表歉意!敬請諒解!

    李愛傑 2017.7.30

達蘭薩拉一男子自焚身亡 阿壩自焚者洛桑格桑獲釋[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dz-07302017153225.html

達蘭薩拉一名年輕男子於7月29日自焚身亡(西藏青年會臉書)
印度達蘭薩拉一名年輕男子於星期六展開自焚,當場身亡,目前其具體身份和自焚原因有待進一步查明確認。此外,曾於2011年展開自焚抗議而被警方監禁近六年的阿壩縣格爾登寺僧人洛桑格桑於星期六從四川德陽阿壩監獄獲釋返家。印度瓦拉納西藏研究中央大學的自焚亡者丹增曲英遺體在達蘭薩拉隆重火化的三天後,當地再度發生一起自焚事件。一名年約20多歲的男子於星期六(7月29日)下午3點10分在大昭寺後山拉傑日廣場附近的轉經道叢林中點火自焚,當場身亡。

當時轉經的部分藏人目睹了這一自焚過程,其中丹增多吉對本台說:「當時看到燃在自焚者身上的火勢非常猛烈,自焚地點又處於山坡荊棘遍地的叢林中,一時間根本無法撲滅他身上的火,就馬上打電話給友人請他立即找救援人員。我們看到自焚現場留有一個布包,裡面有一面小型的西藏國旗(雪山獅子旗)、一把雨傘、兩三千印度盧比和寫有電話號碼等的一張紙條,當撥打該號碼時,則是達蘭薩拉巴蘇有線電視網絡辦公室的印度職員接聽的。」

另一位居住在拉傑日養老院的自焚目擊者布西向《西藏故鄉網》表示,她看到有人在自焚,並聽到自焚者高呼「祈請達賴喇嘛尊者永久住世」的口號,當時目睹自焚者全身裹著熊熊火焰,她完全被嚇住了,之後向正在轉經的藏人求助。

現場聚集的部分藏人猜測說,從自焚者呼喊的口號來判定應該是位藏人,而他的口號內容以及布包裡裝的藏旗顯示他是為西藏而自焚。

該自焚事件發生後,達蘭薩拉藏人福利辦公室負責人達瓦仁青和西藏青年會負責人為首的理事人員等抵達現場,隨後地方印度警察、安全部人員及法醫等也到場進行鑑定,但自焚者仍未得到確認。當天自焚者遺體被運到達蘭薩拉地方警署作驗屍調查,警方稱在自焚者身份獲得確認後,將會發佈調查報告。

此外,居住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於星期六向本台發送圖片介紹說,曾於2011年9月在阿壩縣城展開自焚抗議的格爾登寺僧人洛桑格桑於星期六(7月29日)從四川德陽阿壩監獄獲釋。

索南說:「四川阿壩州阿壩縣格爾登寺僧人洛桑格桑於2011年9月26號與同寺僧人洛桑貢確一起在被稱為『英雄街』的阿壩縣洽唐中街點火自焚,當時他們高呼『祈請達賴喇嘛尊者萬壽』、『西藏要宗教自由』等口號,抗議中國政府的高壓政策,隨即被警方滅火後強行帶走。當時他們兩人身受重傷被送醫,後處於當局的監禁中,但被關押的地點無從打聽。2017年7月29號,洛桑格桑從位於四川德陽市黃許鎮的阿壩監獄獲釋。」

而與洛桑格桑一起自焚的同寺僧人洛桑貢確在今年3月28號從四川德陽監獄獲釋返家。

本台早前報導,洛桑貢確自焚後因傷勢嚴重導致右腿被截肢,之後當局把他關押在德陽監獄長達近六年。他在獲釋時,當局並未通知他的家人和親友,而是直接將他送回家,以防家鄉僧俗藏人隆重迎接他。第二天,即3月29號,他的同班僧人到家探望他,但均被禁止拍照。

據介紹,洛桑格桑和洛桑貢確都是阿壩縣麥爾瑪鄉二村人,兩人現年24歲,自焚時年僅18歲。兩人自幼進入格爾登寺為僧,其中洛桑格桑是2011年3月16號中國藏區境內第二位自焚者、格爾登寺僧人洛桑彭措的親屬。

中國官媒「中央電視台」於2012年5月播放的宣傳片中,有上述兩名自焚僧人躺在醫院病床上的鏡頭,當局在陳述時將洛桑貢確稱為貢確旦巴、將洛桑格桑稱為尕爾讓,指他們對自焚表示後悔。

索南說:「洛桑貢確獲釋後被禁止返回寺院以及進入縣城,只能在當局的監視下生活在牧區家中。而洛桑格桑雖已獲釋,但其處境及身體狀況等方面暫未得知任何消息。」

洛桑貢確和洛桑格桑成為第二位及第三位獲釋的格爾登寺自焚僧人,第一位是2012年2月13號在阿壩縣城進行自焚抗議受重傷的洛桑嘉措,他被監禁五年近三個月後,於2017年5月10號夜裡從四川德陽監獄被警方送回家中。

劉霞仍感到悲傷 接載記者內地司機獲釋[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liu-07302017082126.html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遺孀劉霞,週日(30日)早上繼續「中間人」向親屬平安,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報導,劉霞目前身體尚好,但仍然感到悲傷。在劉曉波逝世後,多名維權人士因進行悼念被拘留,民生觀察網週六(29日)報導,大連維權人士姜建軍,經行政拘留10天後在週六獲釋。他對因為在海邊祭奠劉曉波而被拘留沒有半點不悅,感到很值得,反而覺得當局荒謬可笑。根據大連市甘井子區公安分局開出的處罰書,指姜建軍在本月17日傍晚,在大連市中山區老虎灘漁人碼頭海邊,以展示標語、點燃蠟燭等方式祭奠劉曉波,是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並將祭奠照片發到他個人的微信朋友圈;姜建軍在本月19日遭大連甘井子區紅旗派出所傳喚及拘留。至於因為接載香港有線電視記者,到江門拍攝劉曉波追思會的內地司機李肇強,在週三(26日)被公安帶走,「自由劉曉波工作組」週六(29日)晚引述律師透露,李肇強已經獲釋,並由家屬到看守所接走。

在廣州“被劉曉波罪”香港媒體司機獲釋 [美國之音]

https://www.voachinese.com/a/HK-cable-news-driver-in-guangdong-released/3964813.html

近日被廣東警方以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罪”帶走羈押的香港有線電視廣州記者站的司機李肇強已被星期六獲釋。李肇強開車送記者到江門新會海邊報導公民海祭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頭七”後被拘捕,引發香港媒體和社會的極大關注。香港媒體報導,香港有線電視廣州記者站的李肇強的律師星期六晚證實,李肇強的妻子中午接到看守所通知,要她去接人,李肇強下午安全回家。有報導表示,8名便衣7月26日晚在沒有出示證件和搜查文件的情況下,在有線廣州記者站辦公室搜查了2小時,深夜時將李肇強帶走,刑事拘留在新會看守所。警察還帶走了一些文件。據悉,為有線電視工作了11年的李肇強,因涉入一些敏感新聞事件的報導,多次被當局問話騷擾,但被羈押還是第一次。香港有線電視星期四證實試圖通過多方途徑了解情況,為李肇強聘請律師,有線高級主管和李肇強家人等也曾前往看守所要求會見。

大連兩名劉曉波悼念者獲釋劉霞依然下落不明[美國之音]

https://www.voachinese.com/a/news-liu-xiaobo-two-detained-supporters-released-after-mourning-at-seashore-of-dalian-while-liu-window-still-missing-20170730/3964946.html

在大連海邊哀悼劉曉波去世而被行政拘留10天的薑建軍和王承剛於週六和周日先後獲釋。7月17日,這兩名中國公民在大連老虎灘用鮮花和蠟燭祭奠被兩天前海葬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劉曉波7月13日去世後,15日骨灰被撒入大連附近海域,官方稱海葬是家屬自願且符合當地風俗。當局宣稱的“自由的”劉霞至今去向不明。家住大連的薑建軍和王承剛在海邊祭奠劉曉波後,在網上發布了照片。他們分別於次日和第三天被傳喚至派出所,後關押在大連第二看守所。兩人被處以行政拘留10天的處罰,理由是“擾亂社會秩序”。在劉曉波頭七晚間廣東新會海邊祭奠的多名人士三天后被公安抓捕,後傳出被刑事拘留的消息。律師稱當局所指控的罪名是“擾亂社會秩序”。當時香港有線電視在Facebook上對公祭活動直播。香港有線新聞駐廣州辦事處後被搜查。26日,香港有線新聞駐廣州辦事處司機李肇強被帶走,29日獲釋。王承剛對美國之音記者表示,他在派出所的第一天被上手銬,夜裡又帶到警車上雙手被銬在背後,同時警察對其家人進行騷擾。王承剛:一開始是正銬,後來半夜把我拉出去,在車上把我背銬,挺痛苦的,對個人還能忍受,關鍵對家庭的騷擾有點受不了。對我的妻子和孩子騷擾,有點株連九族的意思。姜建軍與王承剛兩人對於被拘留並不後悔,認為自己不違法。王承剛:派出所警察和市局的人在預審的時候說,知不知道你們在紀念一個罪人,我說我不知道他有多大罪,就算罪大惡極現在也是死了,紀念一個死人怎麼能跟罪掛上勾。

廣東紀念劉曉波活動成“涉嫌犯罪” 一名香港媒體司機周末獲釋[法廣]

http://rfi.my/1VfE.T

自中國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去世後,在廣東有十多名當地居民選擇在7月19號“頭七”時,按照民間習俗於江門市崖門鎮海邊對他進行了祭奠,該活動得到了香港有線電視台的同步報道。經介紹在報道播出後,參加了此次活動的6名人士在隨後的幾天內相繼遭到了警方以“涉嫌擾亂社會秩序罪”而逮捕,另有多人尚處失聯狀態。他們中一名被帶走的在場香港媒體司機於本周末被釋放。

據悉,劉曉波先生的去世和“被海葬”引發了全球海內外人士的高度關注和哀悼。在他“頭七”的日子裡,劉曉波在國內連同海外的支持者們紛紛通過來海邊祭奠,或與“空椅子”拍照等,不同形式對他和他追求的民主中國事業表示追思。他們中特別是有很多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不顧當局反對,勇敢的把自己舉行或參加相關祭奠活動的照片傳到了網上。在廣東江門市就有十幾名人士,因為參加在“頭七”對劉曉波先生祭奠活動並在得到香港媒體報道後,相繼被當地警方帶走。

到目前為止,他們中共有6人被警方以“涉嫌擾亂社會秩序罪”而遭到刑事拘捕,另有多人處於失聯狀態。被警方帶走的包含了參與此次報道活動的香港有線電視台的一名名叫李肇強的司機。據介紹,8名便衣於7月26日晚,在沒有出示證件或搜查命令的情況下將他帶走,並對該媒體的駐地進行了搜查。李肇強的妻子隨後在本周六收到了官方讓她去看守所接人的消息,而這一事件同時也引發了香港媒體和社會的高度關注。

另有曾在大連海邊於劉曉波被“海葬”地點附近舉行祭奠活動的姜建軍和王承剛兩人,在遭到警方行政拘留10天後於本周末相繼獲釋。但劉曉波的遺孀劉霞和弟弟劉暉至今仍未回家。

八一臨近 北京警方入戶抓捕訪民 [訪民之聲]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0/2017/0730/16205.html

馬上就是「八一」建軍節了,今晚,北京警方依照以往慣例再次採取穩控措施,大肆入戶抓捕在京訪民,目前已知居住在北京市豐台區王莊村的湯樹秀等4訪民被警方入戶抓走。另有消息指,北京市房山區西營村也有大批警察和保安進入,準備對訪民實施大規模搜捕行動,望大家提高警惕不要被抓走。被抓走的江蘇訪民湯樹秀告訴本網人權觀察員,今天晚上她們在王莊村的租住屋內被突然闖進的警察帶走,她們院內的4個訪民無一倖免,全部被抓上了車,現在還不知道會被關到哪裡。

孫東生被安徽截訪人員打傷住院 報警無人理[民生觀察]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017/0730/16206.html

本網獲悉,黑龍江哈爾濱維權人士孫東生因阻止安徽駐京辦截訪人員綁走孟獻玲而被無辜打傷,安徽截訪人員將其送進北京右安門醫院急診室後逃跑,孫東生報警求助亦無人理會。據悉,前日(7月28日)下午兩點多鐘,正在國家信訪局門前準備提交材料的安徽籍訪民孟獻玲被安徽駐京辦聘請的黑社會人員攔住準備強制拉上車離開,同時在現場的黑龍江哈爾濱維權人士孫東生見狀上前阻止,被安徽駐京辦多人圍住毆打,將其打倒在地,後被安徽駐京辦人員叫來120急救車送入北京右安門醫院急診室二室,送到後截訪人員隨即逃跑,留下孫東生獨自一人睡在醫院走廊,醫生曾有瞭解傷情,因無人負責故未作處理。本網聯繫了曾於昨日前往探望的王福磊,他告訴本網,據孫東生自述其左右腳小腿處被對方踢傷,頭部後腦勺在推搡中被撞傷,頭部發木暈眩,腿部傷口疼痛。王福磊稱,目測孫東生雙腳小腿出有明顯傷痕河淤青。據瞭解,事發後孫東生曾多次報警求助,但警方不予理會,經12345投訴亦無果。

中國維權動態週刊(2017年7月24日-30日)總第528期[維權網]

http://wqw2010.blogspot.hk/2017/07/2017724-30528.html

【編者按】劉曉波不幸病逝逾兩週,遺孀劉霞在參加完海葬過後便徹底消失,其處境令人高度擔憂。劉曉波的病逝,讓不計其數的人士感到哀傷,分別以各種形式進行哀悼。四川維權人士李宇在福建海祭劉曉波,結果被警方抓捕,家人未獲法律文書。良心犯在獄中身體狀況令人擔憂,新疆人權捍衛者張海濤仍被單獨關押;維權人士黃琦身患絕症,可以肯定,在往後,會有更多的良心犯赴劉曉波之後塵。律師依然是維權的先鋒,余文生律師對被抓捕遭酷刑自訴一案提起再審申請,另外,眾律師聯署《關於國務院不履行審查撤銷司法部違法規章法定職責的監督書》。

維權評論:廣東江門祭奠劉曉波頭七案,廣東警方濫權打壓公民權利(文/蔣揚) [維權網]

http://wqw2010.blogspot.hk/2017/07/blog-post_467.html

7月19日晚,廣東十餘名公民至江門市新會區崖門鎮海邊,按習俗祭奠劉曉波先生「頭七」。香港有線電視台對該活動進行現場同步報導。7月22日凌晨,參與祭奠活動的衛小兵(網名十三億)、何林在住處被警察帶走,隨後以涉嫌擾亂社會秩序罪刑事拘留。同期被刑事拘留的還有佛山公民汪美菊(網名汐顏)、 李舒嘉、劉廣曉。7月27日凌晨,8名警察在無任何合法手續的情況下,對香港有線電視台廣州記者站進行搜查,並帶走司機李肇強,該司機曾載有線記者去江門海邊採訪劉曉波祭奠活動,隨後李肇強被江門警方刑事拘留於新會看守所。至此,共有6人因江門祭奠劉曉波「頭七」活動被刑事拘留,其他參與者有多位失聯,情況不明。

短短一月內,劉曉波先生被爆出肝癌及死亡,舉世震驚。多年來,由於大陸當局封鎖了涉及劉曉波先生的相關信息,使得公眾對其無法瞭解。即便如此,民間關於劉曉波先生的討論、聲援、紀念活動仍然屢禁不絕。近來,當局陸續對涉及劉曉波的各類言論及行動進行打壓,約談、警告、行政拘留等手段層出不窮。但廣東警方動用嚴厲的刑事手段打壓祭奠者,在全國尚屬首例,其性質尤其惡劣、荒誕。

江門警方聲稱這些參與者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民間則戲稱這是新出爐的「祭奠罪」。據知情者稱,7月19日晚的劉曉波頭七祭奠活動,是在江門市崖門鎮海邊一個無人、寂靜的區域進行,祭奠過程肅穆、安寧,無任何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廣東警方以莫須有的罪名拘留祭奠者,使得法律再次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罪名進行政治打壓,在近年大陸當局對民間的掃蕩中已不鮮見。2016年廣東當局便曾以此罪重判烏坎9村民、打壓多名勞工NGO人士。

從中共近年的打壓模式來看,當局善於利用膨脹的刑罰權來進行社會控制,濫用擾亂公共秩序類罪名是其經常依仗的工具。在「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管控環境下,越來越多的涉及環境保護、土地拆遷、勞工權益等領域的集體訴求表達,遭到當局以公共秩序類罪為名進行打壓。從當局對於異見人士、政治抗爭的打壓案例中,可以發現:在對涉及多人的集體行動,尤其是街頭舉牌、集體抗爭時,當局越來越多的使用「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予以搆陷。如「新公民運動」的眾多參與者被冠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香港佔中運動、台灣太陽花運動中,公共秩序類的罪名的使用也引來多方討論和爭議。而在大陸,當局的政治化打壓常常通過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社會秩序類罪名來實施,具體來說,涉及集體抗爭的事件往往是通過社會秩序類罪名施行打擊。從歷史上看,公共秩序類罪名的動態、變化,是衡量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狀態的一個「浮標」。

刑法以剝奪和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為主要內容,刑事法律的實施應該謙抑、穩定。政府為了實施社會管控,而濫用刑法化的手段,不僅僅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還消耗了司法資源,破壞了刑法的權威性和穩定性。江門祭奠劉曉波頭七案中,祭奠亡者乃人之常情,整個過程肅穆、平和,基於人道、風俗、情感,並不涉及具體政治訴求。廣東警方的肆意抓捕行為,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侵犯,是嚴重破壞法治的行為。如果現代社會中,祭奠亡者頭七是犯罪行為,那麼我們所處社會環境與「腹誹罪」的時代又有何異?

中國人權律師的孤獨戰鬥(一):「活在真理中」

[紐約時報]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731/the-lonely-crusade-of-chinas-human-rights-lawyers-part1/zh-hant/

梁小軍剛吃完早飯就收到了頭一條即時訊息:他的朋友們正從家中和辦公室裡消失。這則消息本身並沒有特別之處。作為中國的一名人權律師,梁小軍不得不接受現實:時不時地遭遇一陣打壓,是從事這個職業的人無法迴避的風險。他還逐漸熟悉了中國為了管控異見者而經常採取的施壓和脅迫手段:讓他們和來自政府的監管人一起「喝茶」,頻繁被司法人員造訪,遭受警方的騷擾。但2015年7月10日早上,梁小軍知道,嚴重得多的事情正在發生。他現在意識到,前一天那令人不安的事件,其實只不過是前奏。那天早上,他剛睜開眼,就有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從知名人權律師王宇那裡傳來。去機場送丈夫和兒子坐上一趟紅眼航班後,王宇返回自己的公寓,發現家裡斷電、斷網。凌晨時分,她群發了一條狂亂的訊息,描繪了幾個男人試圖闖進她家的情形。王宇隨後就聯繫不上了。那天,梁小軍和他在維權界的同仁聯署了一份請願書,呼籲政府迅速釋放王宇,不要傷害她。但他告訴我,「我們對此沒有想太多。這種事時常發生。我們擔心的是她,而不是我們自己。」

第二天早上,請願書公布到了網上,梁小軍的手機被新一波恐慌的消息淹沒。逮捕從早上7點半左右開始,三名男子在北京邊緣地帶的一家酒店抓住一名著名律師,往他頭上扣了一個黑色的厚頭罩,押著他匆忙走過大堂。與此同時,警察對中國人權界的法律樞紐鋒銳律所進行了突擊搜查。工作人員匆忙地在即時通訊應用上散布了這個消息。在警察衝進大樓之後,他們突然失聯。

梁小軍依然去上班,努力假裝這是尋常的一天,儘管令人絕望的消息繼續在中國散布開來。其中一條寫道,「趕緊逃。」到下午晚些時候,近60名律師被拘留或失聯。關於被突查的律所、被帶上手銬和頭罩的朋友和同事的消息在網上散布開來。梁小軍獨自坐在北京西部自己不大的辦公室裡,看著手機不停傳來灰暗的新消息。他的同行們在一個個消失。

幾乎密不透風的通訊管制加重了身陷重圍的感覺。就在那天早上抓捕開始時,在中國人權活動人士中流行的即時通訊應用程序Telegram也斷線了。它的服務一整天都沒有恢復,那是因為該公司的服務器遭到了持續的網路攻擊。該公司表示,不知道是什麼人乾的,不過襲擊來自「東亞」。

梁小軍不想嚇到妻子,晚上回家後才告訴她發生了什麼。然後他開始做準備。他洗了個澡,整理好自己的房間,擁抱了妻子和年幼的兒子。大約晚上10點,他的手機響了。是警察打來的,命令他立刻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館。「我告訴妻子和兒子,我很快就回來,只是找我談話,」他對我說。但他心底裡知道實情:他們終於來抓他了。

對中國的刑事辯護律師來說,生活從來都不容易。在1979年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沒有任何刑事司法系統:共產黨組織了蘇聯式的警察和人民法庭,處理相對無足輕重的犯罪行為和地方糾紛,不過它們的主要職責是確保對黨的絕對忠誠。甚至連名義上的法律體系根基憲法也只能算是不甚成熟,這還是從好的一面看去。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確定「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取締「剝削制度」。幾乎不停歇的黨內清洗、革命運動和政治動員在最好的情況下讓法律變得無足輕重,在糟糕的情況下法律則成了資本主義反革命分子的工具。

1970年代末的經濟改革帶來了司法改革。毛澤東此前在他的一場意識型態運動中清洗和摧毀了新生的律師界。法律專業和刑事司法系統從零建起,但自打一開始就存在問題。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研究中國社會和法律問題的教授劉思達說,按照設想,這些新法院並不獨立於當權者,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辯護律師常常像罪犯一樣被對待,還會因為履行自己的基本職責而被騷擾和監禁。來自中國律師協會的信息顯示,1997至2011年間,在中國至少有143名律師因為代理刑事案件而被逮捕、拘留或毆打。遭受懲罰的威脅——或者在一家對政府很友好的律所做一份舒服差事的誘惑——促使許多律師根本就不接刑事案件,或者只是去迎合當局隨便什麼想法。

到2000年代初,江澤民帶領下的中國領導層開始在統一意識型態方面採取相對溫和的態度——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正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需要獲得美國的首肯,而當時,美國正就中國國內的政策向其施壓。新一代中國律師也開始進入法律界,科班出身的他們「會讀到關於憲政、關於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東西」,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研究國際法的學者艾華(Eva Pils)說。「那時候的學生對美國憲法的研究真的和對中國憲法的研究一樣多,他們竭力思考讓憲法發揮效力的方法——想要給它注入生機與活力。」法律界內部的討論浮出水面:在法律得不到尊重的社會,從業的律師是否應該循法律途徑解決問題?面對自身權利和保障慢慢被絞殺的情況,一些律師得出結論,在一個不公正的系統裡,只有訴諸法外途徑——公開信、微博、抗議、公共宣傳活動——真正的法律原則才能得到遵守。

梁小軍成名之際,也是這一更新、更激進的「維權律師」運動找到獨特的發聲方式之時。起初,這是一個不太注重協調配合的非正式網路;其成長靠的是推介、口碑和人脈。該網路在2000年代初不足20人的核心群體基礎上迅速擴張:到2015年,已有數以百計的律師從事人權法方面的工作,或加入在線社會團體。他們的人數微不足道——截至2017年1月,中國共有30萬名律師——但人權律師充滿熱誠、大膽敢言,也不憚以前輩們不敢採取的方式向政府發起挑戰。

該運動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勝利。人權律師幫助吸引了全國上下的媒體對毒牛奶、被污染的疫苗、非法征地、警察暴行等醜聞的關注。不過務實從來不是他們首先考慮的事情。在新一代律師看來,捍衛人權是「對被侵權者,以及人類社會乃至他們自己的一種嚴格的道德義務,」艾華2006年在一本法律期刊上寫道。妥協既不現實,也不可取。在這個很多政治和社會議題都屬禁忌,就連某些種類的思想都被禁止的國度裡,人權律師的崛起是一種不穩固但卻給人以希望的進展。「大家內心生髮出一種使命感,」艾華說。「說起來可能很老套,但的確存有一種變得強大和自主之感。」那是「活在真理中」的誘惑,艾華說。

但成功最終招致了打壓。人權律師在法庭內外的活動「讓當權者對他們倍感厭惡」,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美國—亞洲法律研究所(U.S.-Asia Law Institute)所長孔傑榮(Jerome Cohen)說。2013年8月,一份黨內備忘錄在網上被洩漏。備忘錄列出了「七不講」,其中包括西方憲政,及其組成部分:「司法獨立」、「普世價值」、「公民權利」。其所涉及的都是共產黨尋求遏制的東西。

與此同時,習近平帶領下的中國領導層開始對「法治」予以新的重視。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期間,領導層專題討論並通過了一份關於司法改革的雄心勃勃的公報。參會者宣布,「要堅持依憲執政」——中國的憲法是一份不斷被修正和修改的文件,受其最新版本保障的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權利,「人權」在2004年首次入憲。這次會議之後,中國的法官、外交官和官僚們紛紛高喊同樣慷慨激昂的口號。在幾乎每一個政府活動領域,「法治」都被大談特談。但在實踐中,「法治」其實等同於「黨治」。

中國政府措辭上的轉變,發生在世界其他地方重新校準與該國的關係及其關於人權的概念之時。貝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擔任總統期間,淡化了人權問題在美中關係中的角色;他尋求針對貿易、氣候變化、朝鮮等議題,把中國培養成美國的夥伴。歐巴馬聲稱他與習近平會晤時「坦率」地討論了兩國在人權方面的觀點分歧,但他不願意就政治異見人士和活動人士被拘事宜向北京方面施壓。對於同為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因為參與撰寫一份親民主宣言而被中國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收監的劉曉波的命運,歐巴馬基本沒在公開發言中提到過。(本月早些時候,處於政府監護之下的劉曉波因肝癌併發症逝世。)這種路線的轉變在川普總統競選期間及上任後得到了明確的彰顯:現今,中國太重要,也太富有,我們不能冒因為人權問題而惹怒它的風險。川普提及習近平時曾說:「我相信他非常盡力。他當然不希望看到動亂和死亡。他不希望看到那樣的結局。他是好人,是個很好的人。」

過去五年讓中國的律師,尤其是那些致力於法治工作的律師,遭遇了嚴重的挫折。身在多倫多的劉思達教授,把這種差異稱為「雙態模式」。「他們用一個體系處理普通的法律案件,用另一個嚴酷得多的體系處理敏感案件,」劉思達告訴我。「他們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項之間划了一條線。」如果你越過那條線,「他們會不擇手段。」

最初促使梁小軍做這一行的是境遇而非信念。作為一個解放軍軍官和圖書館管理者的兒子,梁小軍從小生活在一個優渥的中產階級家庭裡,黨的命令被奉為圭臬。他稀裡糊塗地開始從事商業法業務,但工作讓他很痛苦。「那不是我想要的,」他說。「我感覺作為一名律師,有時候你必須說一些違心的話。」他的轉折點出現在2008年,當時他給一個來自新疆的人做了辯護,那是中國西部一個穆斯林佔據人口多數、局勢較為動盪的自治區。他的客戶被控從事「分裂」活動,最後還被指控向外國人提供國家機密。而事實上,梁小軍相信那個人是因為皈依基督教而被關押的。案子一開始是由梁的一個朋友接手,但警察拒絕讓他見自己的客戶;這位朋友無奈之下請梁小軍幫忙。「我說,『好的,我可以』,」梁對我說。

去年二月底第一次見到梁小軍時,我追問他的這個決定。後來我們知道,那宗案子是他走上與中國政府對抗的危險之路的第一步。為什麼他會接手?我們坐在他那間裝潢簡單的小辦公室裡喝著茶,在我說話時,他歪著腦袋,顯得很困惑。「我覺得這是必須的,」他對我說。「人民的權利在被踐踏。他們反覆被酷刑折磨。他們被弄得妻離子散。這些我不能視而不見。」

他在2009年創辦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從此開始接受更多人權案件。他沒有意識到這是份危險的工作——「無知者無畏,」他對我說——直到三個月後司法部的人來到他的辦公室。到了那個時候,他已經接受了這份工作的風險。此後幾年,梁小軍擴大了工作範圍,將異見人士、人權活動人士、上訪者以及其他在中國各地被迫害的群體也包括進來。只要找到他的案子,他基本上都不會拒絕,很快他就成為這場新興的運動中的一個沉默而堅定的成員,接手一些在他以前看來不可能或不能碰的官司。

然後就是2015年7月9日——也就是常說的「709」,幾十年來中國律師遭到的最大規模的打壓行動。中國人權觀察人士估計,那個秋天全國共計有超過300名人權律師和活動人士成為目標,其中27人被禁止離境,255人被暫時拘禁或強制審訊,28人遭政府羈押。這不只是對人權律師,也是對更大範圍內的公民與社會行動主義的一次打擊。「人權律師在公民社會中扮演著最為重要的角色,」2014年離開中國的人權律師滕彪說。如今他是美國-亞洲法律研究所(U.S.-Asia Law Institute)的訪問研究員。「每次有博主或教會領袖或記者被抓,總有勇敢的律師會去做他們的代理人。」人權律師不只為中國異見者仗義執言,往往還是維繫他們的紐帶。709大抓捕本意是一次性壓制其中許多人的聲音。「殺一儆百,」劉思達對我說。

許多涉709大抓捕的律師和活動人士可能面臨著無期徒刑。在整整六個月的時間裡,他們實際上等於失蹤了,中國刑法的規定允許警方「在指定的居所」對嫌疑人實施「監視居住」,不得與外界接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已經要求中國政府「儘快」終止這種制度。在大抓捕後,梁小軍——他本人未被逮捕——盡量低調行事。這既是自我保護,也是性情使然:現年45歲的梁小軍有一張顯稚嫩的臉龐,眼神柔和,留著灰白的短髮,是個平靜而不露鋒芒的人,既不是天生的倡導者,也不是熱血鬥士。「他不是那種會站在高台上宣講的人,」一位朋友跟我說。

然而,如今是律師們自己需要有人為其辯護了。在709之後,這一群體裡剩下的一些人或轉向地下,或停止了工作。梁小軍自己則只敢用化名發表有關案件的文章。在第一個兒子出生後,他的妻子曾要求他不要再接人權案,2011年幾乎被捕後,她再次提出這個要求。

大抓捕過去七個月後,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裡交談,我看到他的電話響起,傳來一個意外的消息,是通過一個加密通訊應用發來的。「梁老師你好,」消息中說。「我是謝燕益的妻子。幾天前您到我家來過。現在我需要你的幫助。」

無需多做解釋。謝燕益是他的好友,也是在律師同行中很受尊敬的一位:無畏、自信、寸步不讓,他會接其他人不願接的官司,起訴掌握強權的政府部門,並在媒體上公開發聲。警方在大抓捕行動開始後很快找上門來,此後他一直被羈押。他的妻子原姍姍原來聘請的律師因為不堪政府的壓力,不再受理此案。

「您能推薦其他律師嗎?」原姍姍問道。「或者如果可能的話,您能接嗎?」

(明天請繼續關注《紐約時報》系列報導《中國人權律師的孤獨戰鬥》。)

中國民運和維權人士在舊金山舉行研討會,探討中國的變局和民運人士的回家之路[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ck-07302017114133.html

中國民運和維權人士週六在舊金山舉行「中國民主前路研討會」,探討了民主人士如何推動和應對中國將要出現的變局,以及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的回家之路。89民運學生領袖王丹,著名人權律師、「中國人權問責中心」成員滕彪以及89民運學生領袖封從德,參加了第一個專題、也就是「中國大變局」專題的討論。王丹指出,目前在中共面前有難以避免的六大危機,他說:「第一,經濟一路下滑幾乎不可逆轉;第二,腐敗無法解決;第三,中共內部不團結;第四,大國擴張必然帶來衰落;第五,人民、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分離;第六,國際環境趨於不利。這六點都是客觀存在的極為嚴峻的挑戰,中共能不能解決這六個挑戰,我個人是抱極大懷疑的。」

王丹表示:「習近平上台前兩年我就在台灣的《蘋果日報》寫過一篇文章:《黑暗的時代即將來臨,黑暗的時代即將結束》。我們看到黑暗已經來臨,但是越黑暗,離光明也就越近。如果中共柔性的推行專制,政權不容易垮掉,很多人會對這個政權抱有希望;越剛性的實行專制,越用激烈的手段壓制社會,就會越激起反彈,會導致政權更早的垮台。所以當大家都說習近平上台中國民主沒有希望的時候,我倒是覺得中國民主更有希望。」

滕彪認為,中國實行和平民主轉型的可能已經被習近平的中共政權消除了,他說:「像捷克斯洛伐克、像台灣這樣順利轉型的機會已經沒了。當然中共必然會垮台,中國一定能實現民主化,但是要花多長時間、要付出多少代價、要流多少血,這是令人非常擔憂的。」

滕彪表示:「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共主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在兩年前我和王天成編了一本書叫做《回到革命》,討論到底是改革、改良還是革命。90年代,劉再復、李澤厚提出『告別革命』,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維權人士認為要『回到革命』。具體中國以什麼樣的方式來轉型,還很難預測。」

89六四後大批中國民運人士流亡海外而不得回國,上個世紀90年代初香港支聯會副主席朱耀明發起「我要回家運動」。中國民運與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前89民運學生領袖項小吉、前89 民運學生領袖周鋒鎖,參加了「我要回家」專題討論。

項小吉說:「不能回去的有幾種類型:一種就是拒發護照;還有一種是拒發簽證;還有是拒絕入境,拿到了中國簽證,到了海關他不讓你進去;還有一種就是,他讓你進去但要找你談話,找你喝茶,要你不要從事民主運動;還有就是進去之後被驅逐。」

項小吉表示:「只有堅持不懈的從事民主運動,才是我的回家路。從客觀上講,我離開中國已經28年了,在中國我已經沒有家了,我入了美國籍。我心中只有一種信念、一種情懷:推動中國民主的實現。所以我的回家路,就是我的民運路。」

「中國民主前路研討會」由朱耀明倡導的「我要回家運動」、「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人道中國」和「北加州香港會」聯合主辦。正在舊金山訪問的前香港支聯會付主席朱耀明出席了研討會,並主持了「我的回家路」專題討論。一百多位舊金山華人和中國民運與維權人士參加了研討會。

人物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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