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2015 唐荊陵的自我辯護和最後陳述。廣州三君子案審結將擇期宣判。當局施壓逼在鋒銳律師行工作的律師離開。美國議員稱中國人權狀況堪比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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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2015       唐荊陵在法庭上的自我辯護和最後陳述    [中國人權]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8996

事實部分
1995年,在一個稍顯偶然的場合,自從我表露自己的人生使命——致力於中國的民主化——以來,轉眼已二十年了。2005年11月,在中共特務當局的迫害和持續阻撓下,我失去了律師執照,損了日益繁忙和收入尚佳的律師業務,以後一直未能恢復執業。在第二個十年的今天,袁新亭、王清營和我一起被囚在許多方面比納粹集中營更惡劣的牢獄中一年以後,我們迎來了這場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義下的審判。
這是黑暗對光明的審判,是毀滅對希望的審判。然而,正義即使暫時被擊倒,也遠比邪惡強大。面對這場非法和不正義的審判,我不想通過什麼辯解以緩和可能遭遇的嚴厲判決。早在對劉曉波先生,更是對《零八憲章》的那場臭名昭著的審判中,我已斷然指出,專制若不是有罪的,自由就斷不是無罪的。對我們的關押和判決正是獨裁者自身罪惡的尺規。過去一年裡,我們都已經飽嘗了超乎刑罰的痛苦和屈辱,但這一切正是自由戰士榮耀的冠冕。儘管我們也許無法阻止邪惡肆虐,卻可以堅持對自由和正義的追求,借著這場審判,讓我可以回首自己二十年走過的路。
這是一場自我徵召的幾乎永不停歇的戰鬥。當我初踏上這條道路時,從來沒有想過我這麼一個從江漢平原的普通農家走出的稍顯孤傲又略帶羞怯的少年,他寒微的身世是否能支撐他隻身去面對這場挑戰,以至越到今天,我才越日益感到自己力量的渺小。這就不難理解許多人也許對自由、民主、人權在學理上有精到的瞭解,甚至還同時擁有財富、對公眾廣泛的影響力,乃至有崇高的政府職位,他們本應負起領導人民的責任以和人民賦予他們的這一切相稱,但在面對幾乎純粹的個人對殘暴的獨裁党國機器之間絕對不對稱的戰鬥時,就遠離了註定艱險又似乎笨拙的為自由而戰的道路,背棄了自由不可能由人恩賜的道理。他們在遠征中脫隊了。但是,正義、自由和尊嚴在人內心點燃的火焰是無法熄滅的,它只會越來越猛烈地燃燒。我的信心是與日俱增。
1994年的時候,我曾回絕了一位同事的邀請,沒與他一同參與當年的律師資格考試,但這個邀請給了我關於律師職業的初步印象。到了1996年底的一次朋友聚會中,我們有好幾個議定一起參加律師資格考試,這最終決定了我以後的職業道路。我是在一個不祥的氛圍中開始執業的。1998年秋我開始實習,1999年就發生了迫害法輪功事件,當我看到報紙上不由分說地攻擊這個當時我從未聽聞的功法時,我對法律的研習讓我明白,這是法治建設的災難,也是司法職業者們的災難。律師職業若要有別於訟棍的行業,我認為在於律師應有對法治精神——即自由、人權、平等這些價值的充分理解和堅守,這同時也是司法人員有別于劊子手和党衛軍之處。對法輪功的公然迫害就這樣成為我們整個國家良知和勇氣的考驗。一些真正的律師為捍衛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的原則,有力地為受到迫害的法輪功修煉者進行無畏的辯護,許多人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高智晟律師無疑是一位優秀的表率。他在與我們共同經歷太石村案後,緊隨我們之後也失去律師執照,不久更被捕入獄,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其間遭遇酷刑,多年生死不明,妻兒也被迫流亡海外。在這場尚未終結的考驗中,得以勝出的是無數勇敢頑強的普通修煉者。我們這些捍衛信仰自由的聲音至今仍淹沒在獨裁者們無處不在的喧囂之中。
2000年,互聯網開始進入普通人的生活,為政治自由開闢了一塊不斷的試驗場和戰場。在這片處女地上,一直被牢牢鉗制的國人開始體驗言論自由的滋味。伴隨網路覆蓋人群的擴大以及網路工具本身的升級和型態變遷,獨裁勢力與自由人士在虛擬空間裡的封鎖與反封鎖、掃蕩與反掃蕩、圍剿與反圍剿也一直相伴交替上升。在黑暗力量一波接一波的攻擊中,既有對網路物理空間的監視,壓制和取締,更包括直接對線下人們的恐嚇、分化、收買、經濟壓制乃至直接的拘捕和關押。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是從未放棄的人之一。從早期的BBS、電子郵件,後來是獨立網站、網站社區、即時通訊工具、博客、微博、社交及分享網站,到現今的4G移動互聯應用,在逐步擴展的網路新疆界上,有許多歷盡苦難而初心不改的人,比如因開辦“民主與自由”網站飽受迫害的作家野渡、“民生觀察”的創立者劉飛躍、“六四天網”的創立者黃琦、以深刻老辣的諷刺網文被捕而名噪一時的女作家劉荻、見解深刻的政論家杜導斌、被中共特務當局設陷迫害的楊子立、張宏海等新青年四君子……難以一一盡述。我們或曾一同戰鬥,或曾遙相聲援。我們是嚴酷的圍剿中走出的一代,無數前赴後繼的線民以自由的言說對獨裁勢力的言論控制進行了堅定的不合作,這場仍在擴大的艱苦戰鬥已經深刻地重塑了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打破了獨裁喉舌獨佔輿論的生態,為下一步的民主化轉型創造了機會。
2001年911襲擊後,中國的各級法院紛紛開始引入門禁安檢,政府人員可以免于搜包及電子探測,律師和普通公民則不能倖免。對律師的職業尊嚴來說,這無疑是一種不可接受的屈辱。很快,我寫了一封批評這一做派的公開信發到中國律師網上,結果只換來被封鎖帳號的回應。這麼算來,我第一次介入維權公共事務倒是為律師們維權。這一舉動無疑沒有達到我的目的,就是到了今天,對出庭律師進行安檢的措施仍未絕跡。尤其讓人遺憾的是,當時的律師界本身為此而明確表示反對的人似乎並不多,能積極採取行動試圖消除這一侮辱的人就更少了。至於像我這樣無足輕重的人作為害群之馬被趕出中國律師網更是不會引起一絲漣漪。
接下來是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我久已關切到,早在此案之前,報上曾幾度披露過比這更悲慘、更黑暗的事件,都沒有撼動暫住證制度和收容遣送這一暴政的根基。或許,這次不同的是,互聯網的介入改變了事件發展的模式,開啟了新的進程。當時,一位著名的網友東海一梟迅即發起了一個廢除收容遣送和暫住證制度的公民連署呼籲。我受邀擔任法律顧問,我就文本提出的修訂意見得到不少發起者的認可和好評。後來,我看到報紙發佈消息,稱許志勇、滕彪、俞江三位法學博士也發出了類似的呼籲。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政府突然宣佈廢除強制收容遣送制度。這次戰鬥固然沒有取得所期待的完全勝利——全面調查這一暴政的罪惡,並廢除之。事實上,中共當局回避了任何歷史調查,連對孫案本身也是草草了結,順便還以他種事由拘捕和重判了率先報導此案的南方都市報的兩位領導者。這種掩蓋真相、回避責任的做法是不可能有未來的。所以,每次我看到中共當局不時煞有介事地批評日本右翼勢力回避二戰侵略醜史和責任的惡行時,總是感到十分可笑,在歪曲及隨意篡改歷史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中共這麼做,顯然是一百步笑百十步了。不過,畢竟在這一事件之後,許多人的生存狀況從此改善了,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上卻像逃奴或偷渡客一樣惶惶不可終日的狀況多少沒那麼嚴重了。
2004年,我擔任東莞興昂鞋廠罷工事件被捕工人屈朋濤(陝西商洛人)、劉具飛(湖南新寧人)的辯護律師,因同台辯護的緣故,還認識了高智晟律師。在這個案件中,我首次遭遇中共特務的公然阻撓。當時,我所在的律師所要開辦東莞分所,我作為分所負責人卻無法遷冊東莞,後只好仍回廣州註冊,東莞特務當局的人甚至恬不知恥地公然要求我停止辦理案件,被我拒絕了。2005年太石村案件期間,出來扮演這種角色的竟然是司法局的官員。這一次,終於讓特務當局失去了耐心,作為對我們的報復,2005年11月21日,與我一同辦理此案的郭燕律師都被停止了律師合同,後來雖經多方面努力,我們終未能恢復執業。太石罷免案的主要協調人和推動者郭飛雄則為此而入獄,同時被捕的還有性格堅毅的獨立人大代表呂邦列。
在那些年代,為人權事件進行連署呼籲是一種很常用的行動模式。它能夠闡明呼籲者對某一事件的立場,還可以作為動員民眾的一種方式,又促進了各方人士之間的團結。我親歷過許多這類事件,如劉荻案、師濤案、力虹案、胡佳案等。這裡有兩件事值得略加說明。一是香港反二十三條立法期間,杜導斌先生發起了一個聲援的連署聲明,在我的印象中,這是內地民主人士首度聲援香港。我為文本提供了一些修訂意見並被接納。在這事之後不久,杜導斌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關押到2010年。另一件是當時鑒於中共特務當局加大對網路自由力量的打擊,多次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迫害網路作家,我們一些律師界同仁領銜發起了一個敦促中共當局廢除這一鉗制言論自由的惡法的公開聲明。同許多類似的經歷一樣,中共當局並未作出任何善意的回應。
在第一個十年中,我看到也親自體會了中共特務當局對民主和人權活動人士的種種迫害手法:關閉網站、封鎖網路帳戶或切斷聯線;切斷個人甚至家庭的收入來源;非法地驅趕、竊聽、跟蹤盯稍和監視;任意地抓捕和關押、酷刑乃至重判。不少人在輪番上陣和不斷加碼的威脅利誘或生活壓力下淡出了戰鬥的前沿,也有人通過重重考驗,堅持了下來。我們仿佛處在一個無物之陣中,我們孤獨的聲音總是被黑暗的無形之牆隔斷。這是由領取人民俸祿、可以隨時調用政府的人力、技術和物資優勢的巨無霸般的中共特務當局,與獨立為生、自行負擔費用並承擔幾乎全部風險的自由戰士個人之間的一場戰鬥,是一場絕對不平衡的比賽。2005年的停牌對我是個嚴重的考驗。我們的收入大幅下降,當時為避免特務驅趕又用積蓄買下了房子,以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甚至為了5元錢的門票大費躊躇而不得不減少好些公眾活動。我們從事的所有這些公眾工作,花費全部是由我們本人負擔的。那一段時間,我們這個小家庭主要靠我太太並不優厚的工資生活。為了擺脫困境,我翻譯了甘地的一本暢銷書《健康指南》,到處聯繫一些朋友,問可否出版這書以及我本人的一些作品。我當然不便向外界提到我的個人困難,我認為這是需要由我自己解決的。四處碰壁後有一位朋友直率地告訴我,由於我沒有名氣,這些譯作和作品是很難出版的。我之所以選擇翻譯本是充分考慮到了這一點的。這讓我只好停止繼續翻譯《印度自治》等作品的計畫。至今,我也還沒有看到這些文化珍寶被引介進來。
艱難的時刻終究是挺過去了。更出人意料的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共特務當局的打擊反而催生了2006年9月底發起的公民不合作運動——贖回選票行動。這一行動還得到老一輩民主人士任畹町先生的襄贊,他毫不猶豫地願意擔當發起人之一。這一持續到2008年初的行動就此開啟了我社會公眾生活的下一個十年。在前面的十年裡,我已深入思考中國民主化的戰略選擇,也曾就其中一些問題在網路論政中與一些人士交流過。八九年的大屠殺,使一些人喪失了對非暴力的信心(其實,我敢說,與其說他們的信心消退了,不如說他們從來未曾擁有這種信心來得更確切),另一方面,又沒有可行的武裝革命的手段和現實空間,加之在九十年代以中流砥柱之態逆勢挺進的王炳章、胡石根、查建國、徐文立、王軍濤、劉賢斌、秦永敏、張善光、陳西、王有才等為代表的人士嘗試打破政治結社的堅冰,無一例外地遭遇殘酷鎮壓,這一新的重大挫折無疑在許多喪失了方向的人們中加劇了戰略虛無主義的影響。
儘管如此,我從來就認為中國民主化的戰略不僅必須,而且是可能的。它獨特的困難之處在於在一個共產極權的國度裡,在獨裁尚未鬆動或瓦解,有時甚至惡化的條件下,如何啟動民主化轉型以及如何實現民主化。然而,前人每一次偉大的嘗試,不論成功或者挫折,都為我們未來的選擇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八九年大屠殺的鮮血讓我更堅定了推動中國民主化的決心。就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的內在趨勢而言,民主化是難以抗拒的潮流。今天的世界,民主國家在數量上已占絕對優勢,獨裁國家已經風雨飄零,所剩無幾。同屬華人世界的臺灣已經在民主化方面成就斐然。儘管看起來有許多困難,建立一個民主和自由的中國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沒有農夫播種、澆水、施肥、除害,風調雨順也並不會讓土地自然地結出豐碩的果實。一個適當的民主化戰略才可能為這個國家開啟無限的未來。經過多年不斷思考、尋找、驗證、實踐,我認為公民不合作運動就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我一開始就沒有挖空心思去尋找時新的命名來描述這一戰略而直接借用了甘地等人創始的名字。公民不合作具有開放和多樣的形態,以及廣泛的適用領域,很容易適應多中心和非集中式的推動方式,從而在極權社會中能創造民主力量生存和發展的可能。另外,即使一個人對這一思想和戰略體系一無所知,也完全可以通過甘地、小馬丁∙路德∙金等廣為人知的典範或諸多社會運動的研究著作獲得如何推動民主化的實用方法,而無須借助特定的管道,這一過程也合乎民主與自治的內在涵義與要求。每個接受了公民不合作理念的人,自然成為自由的火種,這樣的人之間即使毫無個人交往,在需要時也能很容易建立緊密無間的合作。
不像有些謬誤所認為的:中國文化沒有這樣的傳統。古人所說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及其豐富涵義與非暴力理念多有相合之處。頗有中國式不合作綱領的伯夷、叔齊則被王陽明先生列為與文王、孔子同列的聖賢。歷史上類似的人物還是不少的。一個好的戰略應該是民眾身邊熟悉的事務和行動,易於理解和參與。這有一個現成的例證。法輪功遭遇迫害後,許多修煉者不避艱險,以各種創新的形式自發進行了“講真相”運動,相當成功地抵消了中共喉舌誤導下所形成的對法輪功的很多偏見。
2007年4月26日,就在鄧小平發佈其殺氣騰騰的“4∙26”社論的日子,我啟動了第二個行動——“六四”靜思節行動,以此作為我個人向“六四”十八周年的獻禮,同時,試圖通過這個開放而富有前瞻性的行動將八九年所遺留的自由火種啟動起來。我不是長於溝通和聯絡的人,我所期待的積極進取的合作精神也並未自動湧現,所以,到目前為止,這個目的遠未達成。然而,對行動的目標——讓“六四”成為一個國家法定紀念日——的實現,我是毫不懷疑的;它只是或許不是完全按照我設計的路徑實現而已。
2008年頗多收穫。年初時,我在張輝等人所提出的“林昭死難四十周年祭典”草案的基礎上發起了“四二九林昭日”行動。在我傾力推動的各項工作中,這一行動取得的成果(如歷年現場與線上參與的人數;行動對象參與者帶來的持續影響;行動對社會的重塑等幾個方面來看)是最讓我滿意的。要知道,這些成果是在沒有任何組織支援,沒有任何財政支持,也從未向公眾募款(這並非有意自我設限而是實際困難)的條件下取得的。而且,在這一行動誕生和壯大的七年中,中共特務當局的打壓措施是迅速躍升的,從起初的現場監視和騷擾,大範圍軟禁到無差別的任意拘押。這為我提出的“讓自由成為習慣是破除專制的秘訣”這一論斷提供了另一個例證。基於同理念設計的“六四”靜思節行動本可預期有更大的成效,但或許上帝有自己的安排,非人力所能測度吧!這裡不能不提到朱承志先生,我個人認為,他對這一行動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到目前為止是無人能及的。可惜的是,我現在身陷牢獄,不知何日再有機會與這些勇敢者在林昭墓前聚首。
林昭作為非暴力的殉道者的意義尚未普遍為國人理解和接受。墓碑上她的遺詩是其心跡的剖白:自由無價 生命有涯 寧為玉碎 以殉中華。4∙29林昭日這一命名正是要彰顯其意義,林昭日行動則是對林昭為之殉道的自由理念的踐行和發揚。在追求自由、民主和捍衛人權的道路上,還有許多殉道者,他們的血尚被歷史的灰塵掩藏,如遇羅克等。這寶貴的財富有待於我們去發掘和繼承,只有他們厚重的生命獻祭才托起我們光明的未來。
2008年的世界人權日,我們首批303名海內外華人聯合發佈了《零八憲章》。這一文本扼要回顧了中國人追求憲政的歷程,並展望了一個新的政治願景。憲章發佈後不久,作為主要推動者之一的劉曉波先生被捕入獄,在一年後被重判十一年。我相信,中共特務當局的倒行逆施完全無損於這一行動的歷史地位。
在這一年,還有一件插曲是不能略過的,以前我一直沒有對外公開過。5月12日,四川發生了汶川大地震,災情十分嚴重。我聽聞消息後當即向朋友們發出呼籲,希望大家各展所長,支持或投入賑災。當時,我們還在被特務當局的經濟扼殺中尚未喘過氣來,無法進行經濟上的支持,我正好沒有了朝九晚五的束縛,倒是可以去現場做一些義工工作,只是在等待合適機會。作為公民不合作運動的宣導者和主要推動者,我明確反對通過中共操控的GONGO進行偽善活動。救災過程中暴露出來的這類偽慈善機構的麻木和腐敗在善良的人們心理上造成了一場同樣的地震。在後來的幾年中,已經難以被蒙蔽的人民通過拒絕向這類機構捐款的不合作行動抵制了這些GONGO,但還不足以促使中共當局完全開放真正獨立的公益NGO機構的生存空間。
很快,參與救災工作的機會來了。廣州良人教會王島牧師(良人教會後來受到迫害,王島被囚一個多月,後他們一家避難美國)的夫人是一位幼教專家,開辦了許多幼稚園。他們很快在災區建立了針對失學兒童的帳篷學校。由於許多志願者只能提供不到一個月的服務,這不利於穩定常在驚恐中的兒童的情緒,他們開始廣泛徵集能服務一個月以上的義工。我很喜歡孩子,而且似乎有一些與他們打成一片的天賦,雖然十分渴望,我們夫婦卻一直沒有孩子,暫時沒有無法脫身的負擔,所以我與我太太商量後決定去支教半年。在教會的幫助下,我迅速按要求買好了機票、防水墊、睡袋,準備去災區。誰知臨到起飛前一晚,廣州市公安局長期負責盯梢我的員警找到我,聲稱奉上級命令不准我去災區。我據理力爭,並願意向他們承諾我僅僅從事支教工作,不會從事令中共特務當局擔憂的事——比如接受境外媒體採訪,從事災情調查等。當然,他們並沒有權利來干涉我從事何種援助災區的工作,但真誠地出於服務災區人民的意願,我甚至願意向這種無理的要求讓步。來的員警似乎接受了我的意見,他聲稱他本人無意阻止我去。可到了第二天,他們仍然阻止了我。後來,我聽到回來彙報災區見聞的教會支教義工講到就在我原定到達帳篷學校的日子,四川大批員警去包圍了學校,拿著我的相片搜尋我,問我是否到場。類似的場景以後在烏坎封村時又出演一次。不久之後就發生了對廣州良人教會的迫害案,未嘗不是由此而引發。這就是中共特務當局積極從事的“救災”工作。
這一年我還另參與了一些頗有意義的工作。如滕彪博士發起的為藏族同胞辯護的聲明。在贖回選票行動推動的初期,遭遇打壓,滕彪和上海作家小喬女士撰文聲援,顯示了他一以貫之的襟懷。在推特上,我參與發起了民心片行動,號召大家給被囚的民主人士寫信或明信片表達感恩、鼓勵和支持。每個曾經的良心犯都能體會到獄中來信的重要支持作用,大量的這種信件更能成為弘揚民主價值的一個特殊管道,安排得宜的話對參與者並無太大負擔與風險。可惜的是,就我觀察所及,這個行動並沒有成熟地運作起來,參與推動的人很少,寫民心片的人也不多。
2008年還作為維穩費超出軍費的元年載入史冊,我稱之為這是中共當局向人民宣戰,此後用於壓制民眾的維穩支出一路高歌猛進,並無回頭。
就在我越來越多投身于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時,很驚喜地發現了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普先生,他克服艱苦的條件,以卓越的研究填補了非暴力理念到社會政治革命的具體路向之間的許多空白。要從甘地或小馬丁∙路德∙金為數不多的簡體中文譯本中尋找出適合中國的道路,這對許多中國普通讀者來說是個不可能勝任的任務,而有了吉恩∙夏普先生如同技術說明手冊般的著作,一個有著中等教育程度的研修者很容易就可以明白公民不合作運動的力量所在,也不難找到適合自己實施的方法。通過夏普先生網站的介紹,我還得以接觸兩位卓越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馬克∙帕瑪和羅伯特∙赫爾維——的有著同樣優點的著作。在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時,我總是建議人們先學習這些著作以作為知識基礎。
2009年夏天,我們常常一群朋友身穿民主自由文化衫出現在遊人繁多的白雲山。這是將自由民主的文化元素帶入日常生活的一個舉措,參與行動的許多人受到特務當局多方騷擾。7月19日這一天,我們更是十多人被留置在白雲山公安分局8小時,被非法強行收繳了身上的衣服。王清營還為此失去了大學的教職。這個行動的理念和方式卻得到了傳揚。同年10月1日,我啟動了一項個人性的公民不合作行動——五千天告別專制倒計時行動,方法很簡單,就是通過自我展示平臺播發每天的倒計時數,從2009年10月1日開始。每個認同這一行動的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管道轉發,或者根據自己內心的呼聲啟動自己的倒計時。這將給你資訊覆蓋範圍內的人們不容回避的挑戰,同時也激勵你自己來面對這一挑戰。你所認定的時間不必與我一致,關鍵是採取這種做法。在推特上,我常發出倒計時,國內所有我這個內容的網路平臺都迅速遭到封鎖的命運。我注意到避難海外的陳光誠先生會不時轉發。我很高興能有他這樣勇敢和智慧兼備的鬥士在這個行動中做我的知音。現在即使身在囚籠之中,我仍在繼續這每日的功課。我們對自己進行革新的內在努力,必須絲毫不能少於對社會進行革新的外在努力,否則,告別專制是不可能的。正如甘地所說,首先要改革的,正是改革者自己。只是不知是否有人在外面拾起我落下的接力棒?
很難有一個戰略不和民眾的切身生活發生密切聯繫而可以取得成功的。所以,2009年以後的幾年中,我陸續發起了涉及勞工權益的“我的583行動”、“廢除戶籍隔離行動”以及“普惠制基本養老金行動”。“我的583行動”針對的是普通勞動者工資收入在GDP中占比過低而提出的一個增加工資收入的方案,09年時提出的標準是5天工作制每天八小時月可得收入三千元,因此得名“583”。“廢除戶籍隔離行動”則以政治、社會經濟平權為目標,指向戶籍隔離這一中國獨有的歧視制度。“普惠制基本養老金行動”是以中央財政覆蓋全部老齡人群並提供至少基本生活線之上的養老金為訴求。這三大行動的內容緊密關聯又各有側重,涉及絕大部分人口的直接利益。只是就在我打算逐步將全部精力集中到這三大行動上來時,2014年5月我就被捕了。
2010年下半年開始,席捲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命讓不少專制政權紛紛垮臺。2011年初對中國的波及是引發了中共特務當局對國內民主人權活動人士的大搜捕。從2月初開始,我和許多朋友被囚在番禺南大路的廣州民警培訓中心內,關押時間最長的除我之外,就數袁新亭以及孫德勝(2013年8月,他再次被捕,與郭飛雄同囚于天河看守所)了。我在關押期間,每班二至四個員警,一天三班24小時沒有一分鐘間隔地連續審訊,三四月份就在這樣刑訊逼供的地獄中度過。8月份,我才被釋放並強制押送回湖北。就在我被關押的這段時間,特務當局還將我太太關在我們家中,將我的家變成了他們的臨時監獄,引發了她嚴重的抑鬱症。這些為惡的人也許至今還在輕蔑地對上帝說:“我手作惡,誰來報應我呢?”
習近平當權後,從2013年開始掀起了更大的鎮壓狂潮,範圍和力度遠超過2011年,妄圖扭轉民主化的浪潮,但是,他或許不知道,黎明前的黑暗終不能阻止光明的到來。
這些年來,我只做一件事,就是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這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促進自發的公民不合作的增加;二是促進自發的公民不合作的提升;三是推動自覺的公民不合作運動,帶來民主和自由的中國。公民維權實踐的多發擴展和蓬勃興起,催生了自發性的公民不合作行動的無數活的源泉,並日漸匯流成浩蕩之勢,這是我積極投身于人權捍衛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頭一個十年中,在維持個人生活之外,我業餘時間大多用在了前兩個方面的工作。在後一個十年中,我逐步將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都投入到這三個方面,而且越來越集中於第三個方面的工作。今天,我自己對所做的一切的評價,只是愚公移山挖出了第一鍬土,如精衛填海投下了第一顆石子。我才剛剛開始,就遭遇了這場審判,但烏鴉的翅膀畢竟遮不住朝陽的光輝。
我們所相信的,以及我們努力行出來的,都力圖公開在世人面前。從一開始,我就確信,公開地、光明地、自豪地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是我們走向民主、走向自由、走向有尊嚴的生活的捷徑。在這個過程中,就建立了公民之間的愛、信任與合作,為國家奠定了自由的根基。甘迺迪在柏林講到:“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們(民主國家)從未建造一堵牆把我們的人民關在裡面,來防止他們離開我們……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我們雖屈身高牆之下、鐐銬之中,心靈卻在自由地徜徉;有人雖出入隨意,行止自專,心靈卻萎頓在獨裁者權力意志的鐵籠之下。你心中的柏林牆,何時開始倒塌?
“六四”屠殺蒙塵二十六載的鮮血還在流淌,可曾擊中你的心房?維權者絕望和痛苦的呻吟,可曾模糊你的眼睛?新疆大地點點燃起的烽煙,可曾灼痛你的心田?百余藏族同胞點燃自己為火炬,可曾驚醒你的癡迷?如果你們沒有醒來,但願你不要落在沉默的詛咒中去。我們雖然被扼住了咽喉,我們仍要呐喊,因為我們扼住了命運的咽喉。

法理部分
從法律的字面含義和邏輯推理來看,廣州市中級法院似乎對本案擁有管轄權。但是,合法而正當的司法管轄權首先要來源於合法、正當的政權,這是其政治屬性,若執政當局本身不合法或喪失了正當性,則司法管轄權亦無所謂合法和正當;其次,在法治的意義上來說,有效的司法管轄權意味著審判僅僅依據法律對訟爭所涉問題作出自己的裁決,而且這個裁決結果能得到政府權力中的其它部門(立法及行政職能部門)的服從。從司法管轄權的兩重本質含義上考察,不僅廣州中院,整個中國大陸並無任何法院對我們被控一案擁有管轄權。
在中共政權各種口徑和形式的自我辯護中(這種不斷進行辯護的行為本身其實暴露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困窘),總是著力於強調其取得了政權(確切地說,應是大陸的治權,因為中華民國並未消失,且其治權仍及于台澎金馬)這一事實,而多回避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問題。“成王敗寇”式的辯護,本不足深論。若這種論證是恰當和充分的,它就否認了中共自身“共產革命”的合法性,殖民統治和侵略征服也並無任何不妥了。萬一在“蔣、日、我,三國志”(毛澤東對中國內戰前政治局勢的描述)的結局中是日方勝出的話,這番理論豈不是就成了日本侵略者的擁躉了嗎?
自中山先生首倡共和,滿清即覆,繼之張勳復辟和袁世凱帝制自為迅即敗亡之後,或許至今仍有人不願意承認,中國自那時起已不可逆轉地進入了與以前皇權歷史截然不同之道統,我認為其核心觀念是天下為公和民主共和。這一道統的力量體現在這樣一個歷史事實上:即使是武裝奪權的中共,也幾乎從來是以中山革命的繼承者自命,而不敢以其顛覆者自傲。但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才是中共政權的真正的道統,在過去的一百年裡,共產主義以遊蕩在歐洲的幽靈,落地成為席捲幾乎整個人類的運動。古語雲: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這一百年中的前五十年是共產國家紛紛建立的一個階段,毀滅性的內戰、大饑荒、大清洗和大屠殺成為幾乎每個共產國家的標準模式。到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東歐共產國家的改弦易轍,已經正式宣告了這一意識形態體系的全面失敗。今天,中國、越南、古巴和朝鮮成為僅存的幾個尚未公開放棄共產主義的國家,但事實上,中國和越南都已經通過跛腳的經濟改革的形式放棄了共產主義而代之以一種壟斷政權為唯一目的的機會主義(或按中共自己的說法叫“摸著石頭過河”的實用主義)。這就是在共產主義即將最後謝幕之際,中共政權道統上的實相。四九年初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則完成了中共政權的加冕,構成其法統基礎。產生這一綱領的會議以及共同綱領的合法性、代表性及正當性可留待政治史學者們去研究。在一開始,這一檔就與共產主義政權在當時世界範圍內的理論和實踐(也包括之前中共統治區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實踐)有無法調和的矛盾,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一屆政府的任期內,中共就全面背棄了這一綱領,至今也沒有顯示回復到綱領確定的軌道上來的跡象。因此,以道統和法統兩方面看,中共政權即使不是完全非法的政權,至少是在雙重的僭主政治之中,其司法管轄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又如何呢?
在我們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中,訟爭的問題是什麼?是關於我們是否發表過指控中所說的觀點,是否做過指控中所提到的事嗎?是關於這些事是否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嗎?這些根本無須爭論,更無須公訴人浪費大量人民血汗來證明。我的思想、觀點、我的工作、乃至我對同胞民眾發出的呼籲,都是公開在世界面前,反而是中共特務當局一直在竭力強制消除我的思想,阻止其在人民中的傳播,甚至阻止其公開,就連今天的審判,也無非只是這種阻撓行為的一環而已。我的觀點很清楚,如果一個政府通過其一連串的行動明確告知其人民,發表和平的觀點都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話,從道義上來說,這種統治就屬於應當被顛覆的暴政。這樣一種非法和不公正的政府,即使對我處以嚴厲的處罰,我的肉體或許不能保證堅強(事實上,2011年我在中共特務當局的酷刑下失敗過,甚至被迫寫過悔過書),就我的良心和理性來說,我將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所認定的責任。
我們訟爭的真正問題是:公民是否有權利發表自己的觀點,哪怕這些觀點與權力當局的觀點不同?公民是否有權利以與他人通信或當面交流的方式分享自己的思想或某種學術成果?以及,公民是否有權利對不合法的和非正義的政府行為進行不合作?公民是否有權利宣導民眾追求有尊嚴的、平等的和幸福生活的權利?或者說,公民的信仰、言論、人身自由、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是否應該,是否能夠得到保障?政府的權力和這些基本自由之間的合理邊界在哪裡?法院是否有權力劃出這邊界?
尼克森總統在牽涉水門醜聞——在競選期間對競爭黨派實施竊聽——而被迫辭去總統職位一事,為我們提供了司法管轄權的一個樣板。在我們這裡,不要說總統去職,連一個員警甚至受他們指使的保安都不會受到影響,反而卻有一大批對我們進行政治迫害以及其他侵害人權犯罪的公職人員已經或即將獲得獎賞或升遷,以我們的鮮血染紅他們的烏紗帽頂子。以下每一件事實都清楚地揭示了發生在我們這裡的所謂司法管轄權的真實狀況:中共政權有任何一級法院可曾在任何時間,通過任何一個案例或規範檔對前述任何一個訟爭問題表明過自己的立場或作出裁決嗎?是中共政權六十年的歷史從沒遇到過這類爭議嗎?是從來不曾有法官有知識和能力識別這些爭議嗎?事實是,我們因發表和平和順應人心天道的政治觀點而被控罪;事實是,我們拒絕中共特務當局明示或暗示的要求,拒絕離開自己的祖國,而寧願面對牢獄,只因為我們固然珍視自己的自由,我們更希望自己所有的親人,自己的國家同得這自由;事實是,我們未經任何法庭審理就已被監禁超過一年,而且並不知會在沒有任何司法判決的情況下繼續關押到何時;事實是,早在被拘捕多年前,我們已生活在中共特務當局的監視、竊聽、跟蹤、騷擾及不時的任意拘押當中,什麼樣的政府有權利如此公然地以間諜手段對付和平的公民?事實是,在我們的危險處境引起了國際外交界和人權界的廣泛關注,聯合國任意拘押問題工作組向中共政府指出對我們的關押屬非法的任意拘押之後,我們的境況也並無任何改善,反而在會見律師權利方面有所惡化。如果一個“司法”對這些事實無所管轄的話,它是自我宣告了它對我們的案件沒有管轄權。
丹甯勳爵在《法律的正當程式》中指出:“每一個社會均須有保護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會必須有權逮捕、搜查、監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這種權力運用適當,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衛者。但是,這種權力也可能被濫用。而假如它被濫用,那麼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風。”因此,司法過程中司法者的具體行為所表現出來的正當性是司法正義的生命線。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案件的一些程式。首先就拿立案來說,我們中有任何人是因為任何時候我們的任何行為侵害了任何人的利益、或社會安寧、或公序良俗而被人告發的嗎?如果有這樣的告發者或受害者,這人沒出現在控方的證人名單上嗎?還是由特務機關的秘而不宣不可告人的程式而作出的立案決定?這個過程以及它的依據不應該接受司法審查並由被告及其律師提出質詢嗎?
法庭一方面聲稱這是公開開庭,另一方面卻以十分可笑的技術性理由將案件在一個小小的法庭舉行,這與當局的控告的嚴重性相稱嗎?為何廣泛關注本案的國際媒體、外交官們、人權機構和國內外活動人士儘管多方和及早提出旁聽申請卻仍被拒之門外?甚至被告的親友中的絕大部分都不能入場旁聽?在這場審判中,誰最像罪犯一樣羞于見人,害怕光明的一方?若我們有罪,不正應該通過向國際國內的一切公眾展示有說服力的證據和公正的程式以便使過當其罰以警示眾人嗎?若我們無罪,不正應該昭告天下以示司法訟正無偏,足為國之柱石嗎?審判者如果在公開開庭這麼一個小節上都無法展示信心與公正的起碼姿態,而屈服于長官甚至特務的意志,怎麼可能指望他在前面那些尖銳的爭議上作裁決呢?
本案控方使用的我本人的筆錄是2011年2月至8月被廣州市公安局關押並通過刑訊逼供而取得的。因此,我提出了非法證據排除,並向檢察院提出控告,追究筆錄上可顯示的警員以及其直接領導者的刑事責任。控告信也提供了清晰無誤的取證線索。可是無論是檢察官還是法官,誰曾依法調取過這些證據?傳訊相關人員接受質詢?在與此相關的一個退查中,荒謬的是竟然由涉事單位廣州市公安局出具一份這些涉事警員及其指揮者無罪的書面聲明。我倒覺得你們有個不那麼拙劣的選擇,因為在這些筆錄的末尾,一般都有並未遭到刑訊逼供的內容,直接引用來作為搪塞之辭是不是看起來更完美些?
在這麼長的關押期間,絕大多數時間我們被禁止會見律師,近期還發展到與律師會見前被強制脫光衣服檢查,以及被阻止寫書面檔交付辯護人,連律師會見室的格局都重新調整,當事人坐的老虎凳被固定到遠離律師的靠牆一側,從效果上看似乎是防止律師向當事人出示控方證據。我們與律師的談話被竊聽並被特務立即用來作為對付我們的新彈藥(好在我們並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秘密可作為真正於我們不利的證據),這些行為實際上等於取消了我們獲得法律幫助的權利,完全違反了政府應保障辯護律師與當事人交流之秘密性和方便性的基本守則,事實上從根本上摧毀了律師在刑事辯護中的地位。
此外,由於整個刑事訴訟程式存在各種隨意性條款,不同階段的程式幾乎可以隨意倒流和反復,審判完成之後亦可退到偵查階段,各種期限也不具有剛性,這些完全違背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的行為成為普遍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說,大陸的刑事訴訟程式已經被廣泛濫用為另一個不經審判和司法審查的懲罰程式。在正式定罪之前,一個人往往已經被關押六個月到一年至二年,長的有三、五年甚至八年的。案件儘管遷延不判,卻很少改變當事人羈押狀態,甚至取保候審也極為罕見,無罪判決就更是鳳毛麟角。若法官確信必須關押,當迅速作出有罪判決;若不確信能定罪,應作無罪判決或至少取保候審。事實卻是,司法判決往往只是對這種懲罰的一種追認形式而已。
這一切操作手法看起來更像是參與其中的各機關和公職人員合謀的一種法外酷刑。這裡說“法外”不是說這種操作是超出刑事訴訟法的,而是指對刑事訴訟程式的濫用。這種濫用是在立法階段就未曾著力去避免和消除,甚至有意保留的。它比刑法正式規定的刑罰嚴酷得多,因此,法外酷刑是一種客觀描述。一個人若被正式定罪,按照法律,尚可以定期與親屬見面、通信,生活的空間大致可達數百平方米或更多,飲食營養和日常衛生條件、文化與信仰生活的便利也更有保障。普通刑事犯還可以有減刑和假釋的機會(一般而言,政治犯不論是否被控以政治罪名,往往被無端剝奪了減刑和假釋的權利),但是,若是在未定罪之前的關押狀態下,則反而會被依規或違規地剝奪掉更多的權利。與定罪者相比,除了同樣幾乎普遍存在的無報酬強制勞役外(這些勞役是商業性勞動,產品用於市場流通。囚徒無報酬,其個人生活環境和生活水準也基本不因從事勞役而改善),還沒有機會計算減刑,許多人很輕易就被剝奪通信權(其實這些通信都是在當局的嚴密監視和審查之下),更被徹底剝奪了與親屬見面的權利。看守所經常是二十多人關押在僅二十多平方米的密閉倉室裡,只有一個廁所,一個冷水水龍頭。很多普通市民的客廳就大約是這個面積,你可以想像一下二十到三十個人在你家中客廳(還需要辟出廁所以及堆放被服等的空間,而且並未使用上下層的架子床而直接睡在地板上)長期密閉生活的場景。在這裡,看見陽光、雲朵、月亮、星星乃至一顆綠草都將成為奢侈的享受。這種摧殘是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難以想像的。要在那麼長甚至你不知道多長的時間內面對這一切,我希望有更聰明的人指教我以“法外酷刑”之外的詞更恰當地描繪它。
這一切如果只是發生在我們幾個人身上,或許還可以找到遁辭,稱這是偶爾的疏失,或所謂僅針對少數限定的案件。但是,我多年律師生涯及作為人權捍衛者所見,以及這一年多的囚禁中從身邊直接接觸過的百多名各種各樣的囚徒的經歷中所聞,都讓我確信這一切並非偶然和偶發,而是慣常作法。
無論有意或無意,只因捲入生活漩渦中的人們以不問是非善惡的態度積極地履行不假思索的螺絲釘的角色,邪惡的機器才得以肆行無忌。當一個人恢復了作為人的自覺,選擇遠離邪惡,自然就體會到善之力量。這是人類歷代先賢反復驗證的生活真理,也是我自身的經驗。每次選擇的時候,就像一場審判一樣,善與惡的力量在人心中交戰,等到你作出裁決,你是站在邪惡的一邊,還是站在正義的一邊,這樣,我們或是積累自己的罪愆,或是日益走向純粹,直到我們向自己的良心、向歷史、向上帝的審判交帳的那一刻。

 

24/7/2015       “廣州三君子”案審結將擇期宣判 圍觀公民被遣返回鄉        [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yf2-07242015102427.html

“廣州三君子”案經過6月、7月兩次庭審,已於本週五傍晚審結。週五的庭審過程中,律師與公訴方進行了激烈交鋒,並成功令法庭修改了起訴書中的部分證據。此外,此前因圍觀該案而被抓的外地聲援者,已連夜被遣返回鄉。
唐荊陵、王清營、袁新亭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週五繼續在廣州中院開庭審理。案件於當天審結,法院宣佈將擇期宣判。
王清營的代理律師吳魁明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庭審至當天傍晚六點多結束,期間,律師據理力爭,抓住了公訴方證據中的漏洞,成功進行了兩次反擊。
吳魁明:“今天上午、下午的上半段都是在證據質詢過程,下午的下半段是法庭辯論和最後陳述。我們律師在質證階段做了一些非常漂亮的反擊,因為起訴書,檢察官的證據有非常大的漏洞,導致法庭必須休庭,大概休庭了四、五十分鐘,需要檢察官必須改變起訴書裡的一些證據。下午也搞了一次,逼著他休庭。”
記者:“您指的起訴書中的漏洞是什麼?”
吳魁明:“上午是因為他們的證據和起訴書中說唐荊陵寄書給他的朋友,都是因為危害國家安全罪受過處罰。其實這些人只是部分人受到處罰,逼著他必須把證據還有起訴書裡的證據作出解釋和更正。下午的事就是唐荊陵和袁新亭2011年在茉莉花期間,他們被監視居住的時候做過口供,檢察官拿這個東西作為證據。我認為這不是本案的證據,證據應該是立案偵查之後,偵查機關調查取證的才能作為證據。我們這個案子2014年才立案,所以不能構成證據。一開始檢察官不同意,最後法庭還是認為這個不應該作為本案證據。”
吳魁明表示,律師的努力應當會對案件有所幫助,雖然唐荊陵等人被判有罪在所難免,但或會減輕量刑。
此前,唐荊陵的代理律師葛永喜曾表示,根據中國刑法,煽顛罪會被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他的當事人如果被法院認定為“犯罪首腦”,將會被判5至15年的刑期。
吳魁明又告訴記者,當天的庭審過程中,唐荊陵和王清營在說到動情處,都曾失聲落淚。
“最後的陳述階段,唐荊陵談到自己的母親,在這次關押期間去世了,非常動情,最後失聲痛哭,流了眼淚。還有王清營在看守所被虐待,今天下午,他講述他的遭遇的時候也是失聲痛哭。”

 

24/7/2015       唐荊陵庭上自辯為中國民主前路落淚        [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trial-lawyers-07242015095314.html

廣州維權律師唐荊陵、維權人士袁新亭及王清營,被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連續兩日在廣州中級法院一審第二次開庭,庭審週五(24日)下午審結但未有判決。唐荊陵在最後陳述,表達20年來推動“非暴力不合運動”的艱辛,並希望中國能走向自由民主的國家。

廣州三君子案庭審進入第二天,廣州巿中級法院外有大批員警及便衣戒備。3名被告的6名新任代表律師包括葛永喜、吳魁明﹑文東海等出庭做無罪辯護,10多名家屬親友旁聽。

出庭旁聽的唐荊陵妻子汪豔芳指,丈夫就兩份自辯材料作出陳述,在最後陳述時哭起來,他針對20年來自己的一個理想,他想推動非暴力公民不合作運動,他想為這個社會國家及子孫後代謀褔址,最後哭起來因為經歷很多,不管在2011年及2014年,2011年他被刑訊逼供經歷痛苦以及親人離世,而2014年他的母親去世,唐荊陵感到愧疚。
汪豔芳說:他的兩份自辯材料作出陳述,講述他20年的經歷,他所遭受到的困難、所遇到的一些事情,他的追求、他的目標,他不僅為了家人,他希望中國能走向自由民主的國家。
此外,唐荊陵感謝王清營、袁新亭支持他的觀點,現在一起面對審判,並感謝陪審人員及國際媒體、外國人權組織的關注。
唐荊陵代表律師葛永喜表示, 2011年唐荊陵曾因煽顛罪被監視居住,在法庭上出示詢問筆録,律師認為在刑訊逼供下取得的非法證據,而且不是本案的證據,律師要讓法官確定是否證據,如果是,他們要求非法證據排除,雙方為此激辯,法院曾兩度休庭。
葛永喜說:法庭的重點的話,也就是圍繞這兩個證據的話,可能雙方進行激烈的爭論。基本上,上午、下午應該是為了這兩個證據各休了一次庭。
他又指,唐荊陵表現非常好,他發表自我辯護時有些情緒,律師聽後情緒亦難以平靜,因此沒有當庭發表律師辯護意見,將向法院書面補交意見。
而王清營代表律師吳魁明向本台指,王清營及袁新亭亦作出精彩的最後陳述,王清營談及在看守所被虐待時一度痛哭,他們都很積極作出自我辯護。


維權律師

 

24/7/2015       黑色七月:大規模打壓維權律師的法律分析 (李進進)    [中國人權]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8997

中國當局在7月10日查抄了北京鋒銳律師樓,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鎮壓維權律師以及相關人士。據設立在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報告,從2015年7月9日淩晨4點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王宇律師“被失蹤”,到7月22日下午6時(北京時間)為止,已經有245名律師、律師事務所工作人員和人權活動人士被中國警方刑拘、或以帶走、失聯、約談、傳喚等其他方式限制人身自由。這是一個以維權律師為打擊目標的“黑色七月”。
(一)打壓和“死磕律師”群體
這次大規模的鎮壓律師的行動,具有以下一個特點:第一,人數多、地域廣,從北京到天津、上海、重慶、河北、山西、遼寧、黑龍江、安徽、山東、江蘇、浙江、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西、福建、四川、貴州、雲南、陝西、甘肅等24個省份的245位律師和相關人員帶走或被約談。第二,打壓形式的多樣化,包括查抄北京鋒銳律師樓、李金星律師辦公室(NGO:洗冤行動辦公室)和李和平律師在北京的辦公室,刑事拘留或監視居住多達12位元律師包括拘留王宇、周世峰、李和平律師,短期拘留或強制約談(傳喚)逾220人 (其中有118位律師),包括江天勇、劉曉原、鄭恩寵、慕容雪村、楊勤恒等維權律師和人士。莫少平律師樓的律師也有“被約談”的。到目前為止,還有多人失蹤。第三,被打壓的律師和涉及人員都是活動在第一線的維權律師或他們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以“死磕律師”群為主要打擊對象。
“死磕律師”指的是一群敢於在法庭上與不遵守法律程式的法官、檢察官對著幹的律師。他們的行為還只是限於在中國法律規定程式範圍內, 案子多涉及一些弱勢群體或律師本身被打壓的案子。當局對此還曾經予以部分的肯定。比如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吳慶寶曾經撰文說:“一批死磕派律師、激進派律師現在活躍于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領域,一是為權益受到傷害的群眾和弱勢群體提供免費法律幫助;只要哪裡發生損害群眾利益的冤案、錯案,哪裡就會出現這批死磕到底的律師。二是他們專門沖著政策弊病而來,例如春節火車票亂漲價、高速公路收費標準不合理、涉及百姓生活的水電收費漲價未召開聽證會等。正是由於他們的維權行動,有效糾正了一批違法行為”。
據報導,2011年6月廣西北海市以臭名昭著的偽證罪刑事拘留了四名刑事辯護律師。激憤的律師從各地前往北海為被刑拘律師辯護或是聲援。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執業的齊齊哈爾律師遲夙生從東北飛往廣西。她看到有律師受到不明身份的人員圍攻被打傷,憂慮重重,說了一句“得死磕”。後來為重慶李莊辯護的楊學林律師在經歷了“黎慶洪打黑案”後,就提出了“死磕派律師”這個分類。
這些死磕派律師的做法有如下特點,第一,他們在法庭內按照程式法的要求,堅決要求法官回避或抗議法官不當排除對當事人有利的證據或採納對當事人不利的證據。
第二,他們互相支持並適當地採取集體抗辯活動。在2012年初,貴陽發生“黎慶洪打黑案”,總共有50多名被告,涉及27個罪名。在這種情況下,來自全國各地的88名律師出庭辯護,為被告爭取權利。
第三,他們在法庭外也採取一些抗議行為,比如曾因代理法輪功案件被武漢市律協暫緩考核律師執業證的張科科,從2014年6月10日開始“死磕”,在武漢市律協前憤然絕食,後全國眾多維權律師呼應,展開百日接力絕食運動,抗議當局對律師權益的打壓。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顧問吳淦(網名:超級低俗屠夫),就是在2015年5月20日在南昌江西高等法院前抗議高院不讓律師調閱“樂平冤案”時被拘捕。江西樂平縣綠寶超市老闆蔣澤才2000年5月24日遇害身亡,警方經兩年偵查後,於2002年5月拘捕了程立和、黃志強、方春平和程發根等人。景德鎮中院在2003年7月一審判處上述四人死刑;江西高院又在2006年5月31日,改判四人死緩。江西樂平一起冤案導致四名被告遭刑訊逼供後,被判死緩關押14年。該案申訴律師張維玉、王飛、嚴華豐和張凱等人向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合法閱卷要求,卻遭到拒絕。他們在2015年5月在江西高院門前堅守18天,要求閱卷。他們的抗議也引起了國內外強烈反應,最終導致吳淦被抓捕,揭開了“打壓律師的黑色七月”行動的序幕。
第四,他們召集維權律師和學者開討論會,挑戰當局的一些違法行為或違憲法規。比如,黃海波在2014年被北京警方以嫖娼的罪名“收容教育”,於是,幾十位北京著名律師和學者聚集在京都律師事務所,發起“收容教育制度之存廢”法律研討會,抨擊政府侵犯人權的收容教育,“死磕”政府違法。
第五,他們不收費或少收費。這些維權律師服務物件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本身因為政策或法律的不完善被剝奪了工作機會或者其房屋被強拆,或受到其他的不公平待遇而身無分文,維權律師無法從弱勢群體的服務中獲得利益。
第六,他們秉持理性為客戶找到最合理的維權之路。在北京鋒銳律師所被查抄以及其律師被關押後,該所的客戶陸勇說,他因為雲南大理州中級法院院長鮑康不當決定再審一個租賃合同民事案,使得房東搶走他超過500萬元的資產,他找到了鋒銳的顧問吳淦。陸勇說:“吳淦先生瞭解完證據和案情,請來了周世鋒博士、劉四新博士、黃力群律師等法律專業人士,開了兩場案情研討會,為我提供法律諮詢。”他們“意見並不一致,黃力群律師甚至勸我作罷,他從中國法制環境的角度分析,高昂的維權成本和風險,對應的是渺小而不確定的收益,繼續抗爭,將會付出更大的物質和精力的代價。”“劉四新博士和另一位曾做過法官的律師,從現有的法律條文作技術性分析,懷疑這是一起枉法裁判,周世鋒博士給我介紹繼續申訴的運作流程,最後吳淦讓我自己決定是否繼續申訴。我頗為感觸,這是一群敬業、專業的法律人士,他們與這個狡詐的、急功近利的社會有著迥異的氣質。”
第七,他們積極參與一些受到當局打壓或政治敏感的案子。2015年黑龍江的平民徐純和在黑龍江慶安火車站被民警擊斃。此一案件招來國人的質問。中國有關當局斷定徐純和被擊斃是襲警的結果。中國的媒體配合當局極力維護民警開槍的合法性。維權律師謝燕益與鋒銳律師所的顧問吳淦最先到慶安進行獨立調查此案。後來又有多名律師參與,組成律師團,試圖通過獨立調查揭開徐純和被擊斃的真相。
正是這些可親可愛敢於和不受限制的公權的鬥爭,使得習近平當局在2015年7月開始了全國範圍內的打壓律師行動。一個黑色的七月,還沒有過去,黑雲正籠罩著中國大地,欲摧毀人民的正義和良心。

(二)打壓律師使得中共當局提倡的“依法治國”成為國際笑話
2014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儘管這個決定強調了依法治國要堅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它還是提出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目標。其中它還提出了“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的任務。它還提出來“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要求,保證要“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強化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護辯論權、申請權、申訴權的制度保障”等等。
律師是國家法律實施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律師的“黑色七月”行動,至少在兩個方面違背了中共提出的依法治國的承諾。第一,員警非法拘押或限制律師的人身安全,違反了“法治政府”的要求。幾位律師的失蹤,是當局明顯的違法行為。在被關押和約談或其他方式限制人身的245個律師中,當局只是對極個別的律師按照法律程式的要求完成了拘留的手續。儘管如此,他們還是不能見到律師,家人也不知道他們關押在何處。第二,這些律師的基本人權沒有得到保證。甚至律師的家屬包括未成年的小孩(王宇律師的兒子)也受到人身的限制和威脅。當局的這一行徑完全背離中共提出來的“人權司法保障”的口號。
律師職業的安全性得不到保證,那麼所謂“建設法治政府”和“加強人權司法保障”的承諾就成為空洞無物的口號。美國最資深中國及東南亞法律學者之一、85歲高齡的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最近說鎮壓律師“使得習近平任何聲稱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變成一場鬧劇,使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憲法改革、法律改革和依法治國都變得毫無意義,成為一席廢話,這是在全世界面前把中國當作笑柄。”在“黑色的七月”,中國網路最流行的段子是“依法治國,從律師抓起”。這個流行的段子是對中共當局依法治國口號的最大嘲諷。

(三)“黑色七月”抓捕律師,反應了中國對律師管理的武斷
律師是一種對其職業道德和社會情操要求很高的職業。除了他們要守法以外,他們還要按照法律的規定進行訴訟和對其客戶保密以及忠誠等等。所以,對待律師的“犯法”有兩個程式來管理他們。一個是適用於一般大眾的普通刑事或民事制裁協定。在這個問題上,律師們也沒有、也不應當受到什麼“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處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個程式的前提條件是他們觸犯了刑律或其他有關法律。第二個程式是對律師的紀律懲戒程式。在美國,律師懲戒權在法院,法院之下有一個律師懲戒委員會來接受對律師違反職業道德的控訴和進行調查,這個委員會的功能相當於檢察起訴機關。調查結束後,這個紀律委員會如果沒發現被告的律師違反職業操守,可以結案,如果發現有些小問題,可以直接寫一封警告信,如果發現有大的問題,這個委員會就會將案子提交給法院來處理決定。法院會開庭,被指控的律師有機會澄清事實。總之,行政部門沒有對律師的任何管轄權。
中國的“黑色七月”在對律師打壓的過程中,除了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幾個律師按照程式被刑事拘留外,其他的律師都是被員警強制約談。那麼,員警強制約談的管轄權來自哪裡?如果律師們違反了職業道德,比如他們不應當在法庭內外“死磕”,那麼有關律師管理部門應當出面管理,而不是員警。如果是律師違法了,員警就應當用正常的刑事法律程式來傳喚或拘留。所以,員警對律師的“強制約談”是專制、武斷加蠻橫。
另外,中國的律師管理制度本身就是蠻橫。中國目前的律師的紀律管轄權授予了各級政府的司法局。政府用簡單的行政手段管理律師。管理律師的行政人員本身不是律師。一個不懂得法律的行政人員管理執法的律師,這本是就是不公平。俗話說,這是“外行管內行”。再其次,行政部門來管律師,往往帶有強烈的政治偏見和部門利益。如果律師要辦理員警亂開槍的事情,那麼行政部門就可以刁難律師,拒發年審,甚至吊銷執照。到目前為止,許多維權律師的執照已經被吊銷。

(四)“死磕派律師”是對專制的公權力的抗爭
中國當局在鎮壓這些維權律師的時候,說他們“炒作敏感事件”,還說他們是一個犯罪團夥,由維權律師、推手、訪民聯動,“其以‘維權’‘正義’‘公益’為名,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之實”。
中國當局的這個說法本身就違背了常識。無論哪個社會都會有些吸引大家關注的敏感事件發生。事件不是能炒作出來的。律師都是在某個事件發生後才去介入。律師的介入,就是為民眾提供法律幫助。比如,是慶安的員警開槍打死了徐純和,才有了後來的律師組團進行獨立的調查。這個獨立的調查活動,不是員警開槍原因,而是結果。這個獨立的調查活動本身就是維護法律和正義的行為。因為當局的違法或不當的拒絕配合調查,才有了律師們的抗議。律師的介入不是炒作,律師要求一些“訪民”參加,也是針對政府的蠻橫不得已而為之。而訪民的圍觀,本身也是一種政治表達,是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的權利。
在正常的法治社會裡,因為有司法獨立和司法權威,這些事件都可以得到正常的處理。律師們用不著在法庭上“死磕”法官,甚至在法庭外面抗議。中國刑法學家陳興良教授曾說這些“死磕派”律師有點“不像律師”,但是他卻一針見血地指出“律師不像律師首先是因為法官不像法官”。在前面提到的江西“樂平冤案”中,律師們在江西高法外面舉牌抗議,就是要求高院當局允許他們調閱案件。這種調卷要求在法治國家,本來就不會遭遇任何人為的障礙。中國的有關法律其實也有相關的規定。可是不論是法院還是員警部門,就是不按照法律辦事。所以,律師的抗爭,源於司法機構違法和蠻橫。對此,牟傳珩對“死磕派”律師評價道:“他們實質上是當今中國法治希望的行動派,是以群體方式站出來抗爭公權力違法的一線鬥士。”今天他們被抓捕了,他們是“以一種自我犧牲的方式推動法治進步(陳興良語)”。

 

 

24/7/2015       包龍軍辯護律師要求北京市檢法律監督的律監督申請書        [維權網]        http://wqw2010.blogspot.hk/2015/07/blog-post_870.html

申請事項:
1、請求人民檢察院依法對被申請人北京市公安局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規定,未依法向包龍軍家屬送達採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的通知、未依法告知辦案偵查機關和羈押場所的違法辦案行為實施法律監督;
2、責令被申請人糾正違法辦案行為,並書面通知申請人其對包龍軍採取的刑事拘留強制措施、具體涉嫌犯罪罪名、具體辦案偵查機關和羈押場所。
事實和理由:
申請人北京市來碩律師事務所黃漢中律師、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陳永福律師接受嫌疑人包龍軍母親趙鳳俠女士委託,擔任包龍軍的辯護人,為其提供法律幫助。
申請人經過調查和相關媒體公開報導資訊獲悉如下案件基本事實:2015年7月9日淩晨,包龍軍攜子包濛濛離家前往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準備搭乘航班送子赴境外留學,在家人送別後失去聯繫。
7月11日媒體報導《公安部揭開“維權”事件黑幕》(以下簡稱黑文)公開披露“目前,周世鋒、劉四新、黃力群、王宇、王全璋、包龍軍等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留”,家人方才獲悉包龍軍因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機關採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
從黑文披露的“在公安部的部署指揮下,經北京、天津、黑龍江、山東、福建等多地公安機關縝密偵查”案件情況來看,公安部部署指揮偵查的北京公安機關,應當為其直接下級北京市公安局。而通過黑文所描述的具體案件情況來看,包龍軍涉案行為不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但自包龍軍於2015年7月9日被採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至今已逾15天,包龍軍家屬一直沒有收到任何辦案偵查機關的書面或口頭通知,也無法獲悉包龍軍具體涉嫌的犯罪罪名,更無法知道具體辦案偵查機關和羈押場所地點。
申請人認為,辦案偵查機關的行為,嚴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第二款 “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當在拘留後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之規定,不僅非法剝奪了家屬法定的知情權,而且非法剝奪了包龍軍依法及時獲得律師幫助辯護和會見的權利(刑訴法第三十三條),非法剝奪了兩申請人作為辯護人依法應當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刑訴法第十四、三十六、三十七條)。
申請人作為包龍軍的辯護人,認為被申請人北京市公安局作為辦案偵查機關的公然違法行為,構成了《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所規定的“阻礙辯護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
為此,申請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八條規定,請求人民檢察院依法對被申請人上述違法辦案行為實施法律監督,責令糾正。
此致北京市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
北京市來碩律師事務所律師 黃漢中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 陳永福
2015年7月24日

 

24/7/2015       我的丈夫李和平之三:苦尋丈夫無果       [博訊]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5/07/201507242207.shtml

以前總是抱怨日子過得太快,從7月10號起,每一分鐘都在煎熬。家被搜查結束時,我想著再難受,也不會超過48小時。等足這個時間,我就請律師會見和平了。事情的發展超過我的預料,我這個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家屬,覺得我知道的法律知識,統統不管用了。
我著急了,只好去天津找人。第一次我去天津,連公安局刑警隊的門都邁不進去;去看守所查人的下落,也是一無所獲。第二次是人失蹤後的第八天,因為有律師隨行,終於走進了公安分局的法制處。被告知人不在他們分局,讓我們去禁毒支隊看看。還好,在禁毒支隊遇到了一個特別高大魁梧的員警,相對客氣的態度把我們一干眾人讓到了會客室,關上門。我心裡卻突然不爭氣的緊張起來,這是要把律師們抓起來嗎?我應該再寫幾份委託書才是。
還好,幾分鐘後那個員警又進來了,把我們帶到樓上,樓上接待的人聽我們說是被分局支過來的 ,也有點莫名奇妙。用電腦查了 沒有李和平這個人。大家懷著最後的希望,來到了河西分局看守所。看守所的接待處很氣派,要拾階而上,仿佛古王朝的大殿,臣民得俯身彎腰。我記得很多政府部門都是這種格局。我苦笑著,懷著期盼的心來到查詢視窗,當電腦上出現李*平三個字時,我是激動的一顆心都要跳出來了。可是工作人員問:“是個女的吧?”我趕緊說:“不是女的 是個男的。”工作人員很乾脆:“那沒有,這個叫李玉平。”巨大的失望湧上心頭,我還以為找到下落了。現在看來依然是沒有。
如果一家家看守所找下去 能夠找到我的丈夫,我願意一家家找下去。可是,律師說,有一種秘密監視居住,我又去哪裡尋找這秘密的地方呢?
王峭嶺(李和平律師的太太)

 

24/7/2015       當局施壓逼在鋒銳律師行工作的律師離開        [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lawyers-07242015095021.html

china-lawyer-zhou-shifeng-german-media.jpg大陸打壓維權律師的行動,至週五(24日)已是第16天。有消息指,北京司法局建議在鋒銳律師事務所工作的律師離開,另外,已實行刑事強制措施的律師至今仍毫無音訊,有被捕人士的代表律師,將向北京和天津兩地提出監督申請,要求檢察機關責成執法機關依法辦案,保障被捕者和律師的知情和辦案權。

隨著周世鋒和王宇等律師被抓捕,並實行刑強制措施後,其所屬的鋒銳律師事務所無法正常運作。

旅居美國的89民運學生領袖周鋒鎖,週四晚在推特發出消息,指北京司法局建議其他律師離開“鋒銳”,言下之意即要強行解散“鋒銳”。
本台曾致電鋒銳律師事務所,但沒有人接聽。隨後也撥打數位律師的手機,亦沒有人接聽電話。
周鋒鎖對記者表示,消息可靠,但具體的情況他亦未瞭解清楚。他批評,北京司法局的做法不恰當。
周鋒鎖說:這是從大陸傳出來的消息,是比較近的消息。我相信是可靠的,但一般(知情者)也不敢講太多,應該是和他們熟悉的人知道的。即使這些人被關或不管怎樣,所謂進入司法程式,並沒確定任何罪名。現在司法局按照公檢法的操控,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是一種威脅。
記者嘗試向北京市司法局查詢,但無法成功。
與王宇律師同日遭到抓捕的丈夫包龍軍律師,至今也沒有任何消息。
受包龍軍母親趙鳳俠委託的黃漢中律師對本台說,他和另一名律師已草擬“法律監督申請書”,將於週六以郵寄的方式,向北京和天津兩地的檢察院提出申請,要求責令執法機關依法辦案,糾正其違法行為,立即公開包龍軍具體涉嫌犯罪的罪名、具體辦案偵查機關和羈押場所等資料,好讓律師介入辦案,以及保障包龍軍的人權。
黃漢中說:在長達十幾天的時間內都無通知家屬,已經嚴重違反現行法律的規定。首先侵害了嫌疑人家人的知情權;損害了嫌疑人及時得到律師辯護的權利;律師也沒辦法開展工作,對律師行使辯護權,也造成明顯的損害。
香港方面,早前已有律師以連署的方法,聲援被捕的大陸維權律師。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何俊仁形容,大陸當局對維權律師的粗暴打壓,令人感到憂慮。
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則稱,事件對法治是一個很大的沖撃。
郭榮鏗說:既然有這麼多國際組織以及律師會都發了聲,其實已是法律界最清晰的表述,亦是一個很清晰的行動。其實這是對法治很大的衝擊,如果國家是想發展法治的話,不能一方面只說去發展,另一方面就去打擊法律界。這是對國家完全沒有幫助。
香港團體發起的全球連署行動,約1周時間有超過2500人簽名,聲援大陸維權律師。

 

24/7/2015       聲援律師倪玉蘭母女遭警告維權人士戈覺平被軟禁逾十天    [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ql1-07242015103022.html

在北京,維權人士倪玉蘭因在網上聲援被捕的維權律師,其母女倆均遭國保登門警告及威脅,要求從網上撤回相關文章。此外,在蘇州,維權人士因聲援其委託的代理律師王宇自7月14日被當地十多名公安日夜看守已超過10天。
曾因維權被判刑的北京維權人士倪玉蘭因在網路發表支援維權律師的文章,週四(7月23日)被公安登門警告,要求撤回相關文章或圖片。倪玉蘭告訴記者,星期四,西城區警方到其家威脅她,警告不得發表有關維權律師的文章,並要求她刪除已發表的文章。當天上午,她的女兒董璿也受到員警威脅,還以其男友做籌碼要脅,下午再次威脅她的女兒,要求刪除已發表的聲援文章。
倪玉蘭星期五(24日)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稱:“昨天他們先找的我的女兒。我女兒下午告訴我,西城區員警給她打電話,要跟她約談,因為她在很遠的地方上班,就拒絕了。下午另一個員警又給她打電話,就說‘你媽又在網上發有關律師的文章’。我女兒說不知道,不清楚此事。那一個員警說,讓你媽刪掉(文章),否則後果會嚴重的,指的是我們家裡的人”。
週四晚九點多,公安再次給倪玉蘭的女兒打電話。她說:“早上打電話的員警又給我女兒打電話,又要跟我的女兒約談,這不是一般的約談,是強制性約談。我女兒說她要工作,要生活,還要照顧我媽,所有沒有時間,所有沒有時間跟你們談”。
曾是一名執業律師的倪玉蘭還告訴記者,週四中午及晚上,公安兩次登門找她:“昨天中午11點,他們(公安)也來家裡砸門,要進來。因為我老伴沒有在家,家裡沒有其他人,他們沒有辦法進來,因為我們也裝了錄影,所以他們沒有進來。到了晚上10點20分左右,他們又來了。他們砸門的力度相當大,把門都砸壞了”。
倪玉蘭的女兒董璿週五告訴記者:“早晨九點,片警給我打電話,問我什麼時候在,要跟我約談,我說我晚上才能回家。就問我男朋友叫什麼名字,他要登記戶籍,如果不告訴他,就不讓我的男朋友到我這裡來,不讓他進屋。我說隨你便。下午,西城分局的叫沈麗君的員警她在電話裡說,聽說你媽媽在網上發表7月10日律師的文,我說不知道。員警就說別讓她發了,我說那都是轉發的,並不是她寫的”。
早在上周日(12日),公安就已警告倪玉蘭不要發表聲援被捕律師的文章。她說:“好幾個員警說叫我不要給律師發表文章,不要聲援律師,我說我什麼時候發文章了,他們說你自己知道,你發的趕緊刪掉,發表的這些文章都是謠言。我說我給誰發了,他說你給被關押的律師發文,他們已經犯法了”。
在江蘇省蘇州市,當地維權人士戈覺平則被當局限制在蘇州家中11天,無法出門聲援被捕的律師。戈覺平也是被羈押的王宇律師的當事人之一,他星期五對本台說,他住家的樓下24小時有員警看守:“目前有十多,二十人,有兩輛到三輛警車,還有社會車輛,我這裡四個單元的樓梯間都有人值班,現在被他們圍了十幾天了。我住的房子周圍,整個25棟都被他們包圍。大概動用了二十警力。人多的時候有四十個”。
據設在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統計,截至7月23日17點,至少有249名律師、律所人員、及人權捍衛者被刑拘、帶走、失聯及傳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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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維權,宗教迫害

 

24/7/2015       溫州當局通報抓獲兩名”暴恐”分子     [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ehui/yf-07242015101017.html

浙江溫州官方7月24日週五通報,抓獲兩名””暴恐””分子,但沒有說明兩人的身份。有事發地附近居民向本台記者表示,當天清晨,警方施放了催淚彈,並聽見數聲槍響,隨後看見兩人被抬出,或已被擊斃。
浙江省溫州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溫州發佈”週五下午1點43分發佈通報稱:近日,溫州公安根據省公安廳線索通報,發現一””暴恐””犯罪團夥在溫活動。省市縣三級公安高度重視,立即成立聯合專案組。經偵察,於7月24日淩晨5時實施統一抓捕,成功抓獲2名””暴恐””分子(均為男性),查獲爆炸物5枚及刀具等兇器。現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中。不過,有關通報並沒有說明“暴恐”分子的民族,事發地點以及該“暴恐”團夥共有幾人。
本台記者週五就此致電溫州市公安局,對方稱不清楚,讓記者詢問宣傳部門。

 

24/7/2015       浙江溫州警方抓獲兩名“暴恐分子”        [美國之音]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two-men-arrested-in-china-20150724/2876830.html

中國浙江省溫州市週五(7月24日)抓獲兩名“暴恐分子”,現場查獲爆炸物和刀具等兇器。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據中國官媒新華網報導,近日,浙江省公安廳得到線報,發現一“暴恐”犯罪團夥在溫州市活動。浙江省、溫州市各級公安立即成立聯合專案組。于7月24日5時實施統一抓捕,成功抓獲2名“暴恐分子”(均為男性),並查獲爆炸物5枚及刀具等兇器。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裡夏提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說,目前尚不能確定被抓捕的“暴恐分子”是否是維族人,但是中國政府有關恐怖的指控均是針對維吾爾人的。
近一個月來,在中國的遼寧省瀋陽市和河北省石家莊市也均有“暴恐分子”被抓或擊斃的事件發生。
中國官媒曾在7月20日發佈一段監獄採訪視頻。被訪者名叫艾克拜爾,據稱是在敘利亞接受東伊運恐怖組織暴恐襲擊訓練返回中國境內,準備實施犯罪的一名骨幹成員。他被抓捕時正在打聽尋找爆炸裝置材料,準備炸毀石家莊市的一個商場。

 

24/7/2015       訪民張留會、任八金 天安門上訪被以“尋滋罪”批捕  [民生觀察]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5/0724/12856.html

河南汝陽縣蔡店鄉訪民張留會、任八金,因前期到北京天安門上訪,後警方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批捕,現關押在河南洛陽市看守所。
據張留會的哥哥近日介紹, 2015年5月4日,在京上訪的張留會和幾個老鄉剛剛走到北京天安門附近時,就被北京警方攔下並查出他們是訪民身份,隨後北京警方就將他們送至北京馬家樓關押,之後河南地方政府又將他們接回河南汝陽,並被汝陽縣公安局以他們擾亂了天安門的公共秩序為由,在5月6日決定把她行政拘留10天。到了5月15日,警方又以其涉嫌“尋釁滋事罪”轉為刑事拘留,關押進洛陽市看守所,和她一同被治拘轉刑拘的還有同鄉訪民任八金。至6月17日,任八金與張留會又一同被河南警方予以批捕。
據悉,在2001年,張留會和幾個鄰居們住房的出路被村民何念須蓋房堵死,鄉政府不但不合理解決,2005年鄉土地所還給何念須辦了宅基地使用證,張留會和她的幾個鄰居為此上訪後被多次拘留,張留會的哥哥和丈夫也都為此被拘留。釋放後的張留會,因不服政府的處罰而繼續上訪訴冤。而訪民任八金,則是因為其妻被人毆打致傷後,公安局不依法處理導致其不斷上訪,又因為他不斷上訪,警方也多次將他拘留。

 

24/7/2015       彭州石化冒煙事件陷羅生門 當局疑防“散步”大量刪帖      [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anjing/xl1-07242015105150.html

本週三起,網路上大量流傳成都彭州石化基地冒黑煙的照片,彭州石化其後發表聲明指是因供電出現問題所致,但有關說法隨即遭到供電公司否認,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引發網路熱議。與此同時,官方大量刪帖封鎖消息,有當地居民表示,此專案曾引發兩次大型遊行抗議,當局擔心民眾再次“散步”。
本週三起,四川成都市彭州石化PX專案基地突然冒出濃濃黑煙,引起四川以及成都民眾的恐慌和廣泛關注,質疑工廠未獲批准就擅自投產,出現環境污染問題。事後,四川省環保廳回應稱,已獲悉有關情況,目前正調查廠方是否涉嫌違規;而彭州石化則稱:省電網的電力系統突然停電100毫秒,導致部分裝置停工而冒出黑煙;但隨即,國網成都供電公司予以否認,稱專供該基地的兩條供電線路均未發生所謂的“突然停電100毫秒”現象。
本台記者就此致電成都供電公司、成都市彭州石化 、成都市環保局,但工作人員均拒絕接受採訪。

 

24/7/2015       彭州黑煙彌漫疑PX 項目秘密投產     [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px-pollution-07242015095627.html

四川彭州石化PX項目煙囪噴黑煙,引發民眾憂心,廠方指原因是電網停電,但隨則被供電方否則,鳳凰網及澎湃新聞的相關報導週五亦遭下架,當地維權人士指,兩個月前去過彭州,未見煙囪冒黑煙,官方有責任解釋事故原因,不排除PX專案正在投產中。
四川天網創辦人黃琦對本台表示,兩個月前到過彭州石化的PX專案實地視察過,未見有黑煙從煙囪噴出。他說,民間抗議,要求彭州PX停工有幾年,官方則表明願與民眾溝通。就目前有限資料,相信該專案並非發生了爆炸,而是出現了生產事故。黑煙肯定對健康有害,周邊的民眾亦多次投訴,不願意住在附近。
黃琦說,目前石化廠方,與供電部門有矛盾的說法。廠方說,冒大量黑煙是因突然停電;但供電方否認。說明供電部門,不願意為事故原因背黑鍋。
黃琦說:講甚麼原因不重要,關鍵是講的是真(話),還是假的。當然講假的,也重要。說明在繼續忽優,供電部門就站出來,指證他們停電的說法站不住腳。至少是運行的過程當中,出現一些事故,是毫無疑問的,這是主要的原因。

 

24/7/2015       河北平泉村民維權抗污染遭300員警鎮壓20余人被抓捕     [博訊]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5/07/201507250029.shtml

河北省承德市平泉縣黨壩鎮西杖子村,當地政府私下將千餘畝林地、荒山轉租給礦業公司開採石料,對環境造成極大污染,村民多次抗議無果。週四(7月23日),數十村民到採石場阻止礦業公司採石時,遭到約300員警鎮壓,多人被毆打,20余村民被抓捕。
村民“噓—悄悄”發帖說:因村幹部把村裡部分山林轉給某礦山開採,村民不同意。村民去縣政府,政府部門沒有人管,礦山開採村民去阻止,縣裡來了好多人抓村民,目前已經抓了20幾個人了。
另一村民“上官若落”說:讓大家看看員警狗子的本質,簡直就不是人,就是一群拿著別人錢欺負百姓的畜生,那麼多人圍著百姓打。
事後,一名參與鎮壓村民的員警“唯愛我是無可替代”發佈了多張現場圖片到網路,並表示:穿上這身警服,我真的身不由己,雖然我沒有抓人,沒有動手,但是有些手段真的很令我不齒,三百多員警為了這件事出動,手段如此激烈,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只是想想心裡很難受。
“唯愛我是無可替代”說:局長說這叫鎮壓叛亂。
7月17日,村民曾到平泉縣政府下跪維權,但無果。

 

24/7/2015       爛尾樓業主闖政府樓抗議遭百警驅趕        [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landlord-07242015081059.html

河南省開封市一個新樓盤停工一年,百多名已繳交樓價的准業主被拖延收房。其中百多名業主週四(23日)到區政府抗議,一度闖入大樓跟領導討說法,當局出動逾百名特警驅趕,十多名業主被扣留。

百多名等了半年仍未收房的“金源名都”業主,週四上午在祥符區政府大樓外,打出“無良開發商還我血汗錢”等多條橫額抗議,期間高叫口號,請求政府介入協助。

准業主劉女士週五向本台承認,由於一直未有官員出面接待,部份業主越過區政府門外的電閘,走入區政府大樓,並成功找到區委書記對質,政府即派出上百保安及警員,要求業主們離開,並通過正常途徑上訪。
有情緒激動的業主與員警發生肢體衝突,現場一度失控,數名業主被打傷,另有十多名業主被押上旅遊巴,大部份人至週五仍被關押。
劉女士說:我們在拉橫幅,分局的大隊長帶了一幫人來,他要拉業主們走呢,老百姓不讓,員警打人的,後來還是拉走了,拉到派出所。

 

24/7/2015       廣州廣福教會聚會點門被公安電焊焊死 13人遭傳喚有信徒受傷 [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ehui/ql2-07242015105600.html

廣州市白雲區廣福家庭教會春庭花園聚會場所,本週四(7月23日)再一次遭到當地宗教、公安及街道辦綜合治理委員會查封。五十多名員警突擊隊員搬走教會電腦、投影儀等所有用品,並用電焊將大門焊死,再次貼上封條。該教會負責人表示,包括牧師、長老、傳道及學生13人被帶到派出所傳喚,兩人被抓傷,當晚全部獲釋。
兩個多月內多次被查抄的廣州廣福教會聚會場所,週四上午九點,再一次被當地宗教、公安等部門聯合查抄。這一次的情況空前嚴厲,教會的大門被電焊焊死,信徒無法像以往那樣,撕下封條進入聚會點。
剛從四川成都趕回廣州的該教會負責人馬超,星期五中午告訴自由亞洲電臺:“來人有幾十個,他們穿著制服,也有沒穿制服的,我們問他們帶隊的人是誰,沒有任何人回答。區宗教局的科長余貴剛也來了。他說我們不需要有人帶隊,我們是聯合執法,是強制執行,就把我們的人帶走,有我的太太、吳牧師、大衛、呂劉克(音)長老,還把幾個學生,年輕的同工都帶走了。一直到晚上七八點才回來”。
馬超說,被警方扣押的有功放機、音箱、移動擴音機、投影儀、電腦、印表機等,並拆走攝像裝置:“不僅僅是電腦,包括我們攝像頭錄製的內容都被他們拿走了,46張凳子。我的聚會點內東西全被他們拿光了。他們還焊了我們的門,用電焊焊起來,不銹鋼門的八個點都被焊了。又貼上綜治委的封條。屋裡面的門也用兩把大鎖鎖住,也貼了封條。還威脅我們,如果再聚會,他就把我們的房產收了,房產證也收了,就不是我們的產業了。現在還威脅其他的同工”。
廣福教會已多次被當局查抄,今年5月4日,官員指該教會未向政府有關部門登記,屬於非法聚會。22日,該教會接到白雲區宗教局發出通知書責令“立即停止非法宗教活動”,否則予以取締。24日,一百多人闖入該教會,搬走電腦、音箱等宗教用品,至今未歸還。31日,二十多位信徒在被查封的教會門口聚會,再被區宗教局和街道辦雇傭的約二十人驅散。
本週四,事發時被公安抓傷的一位教會長老呂劉克,週五對記者講述被公安帶走的過程:“昨天就讓我跟這他們走,我就沒有跟他們走,交代我的學生,有兩個穿制服的輔警,就把我兩隻手背著用力的壓下去,我左手無名指與拇指被他們扣爛了,手腕也捏青了。就這樣被帶去,我看見吳牧師走在前面,他們輔警就用腳踢他,很粗魯的押走”。

 

24/7/2015       廣州教會再遭查抄拘13教友      [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church-07242015095830.html

廣州市白雲區一間教會,週四(24日)早上遭到宗教局和公安查抄,指教會是非法集會,十三人被公安扣查,直至晚上才獲釋。
週四(23日)上午九時,廣州市白雲區的基督教廣福教會,遭幾十名公安和宗教局的人上門查抄,他們被指是非法集會。當時教會有十五人,其中有十三人被帶回派出所扣查,另外兩位是小童而沒有被帶走,公安亦扣押大批教會物品。
教友姚大衛向本台指,他當時想用手機打電話和拍照,但受到執法人員阻止,並把他的手機沒收。
姚大衛說:然後拿手機出來打電話,他們就說不要打,我說為什麼不能打電話,我要打電話給牧師,又不讓我們拍照。我說你是員警和司法人員,你應該是不怕別人拍你們的。
其後,姚大衛被公安帶走,他指公安帶走他們時,手法粗暴,當中有教友被打傷,另外亦有幾位教友的身體發現有瘀傷。拘留期間姚大衛的隨身物品被沒收,亦不能撥打電話,直到晚上七時才被釋放。他表示他們被釋放後,曾向派出所索取扣押物品的清單,但派出所就拒絕答覆,並叫姚大衛等人到民政局查詢,但民政局不受理。

 

24/7/2015       溫州及台州兩教堂被拆十字架 溫州天主教神父市政府請願  [對華援助協會]        http://www.chinaaid.net/2015/07/blog-post_28.html

浙江省溫州市東門基督教堂的十字架,星期五(7月24日)淩晨,被當地政府方人員偷偷拆除。台州玉環順古伯特利教堂十字架也被拆除。而在7月23日,平陽麻步新村及鼇江鎮的教堂十字架也被拆除。此外,藤橋牧區新坳教堂的十字架也被偷拆。星期五,溫州二十多位天主教神父到市政府請願,並在政府大樓前的廣場上,展示寫有“維護信仰尊嚴,反對強拆十字架”橫幅,有多名員警到場。

溫州多地的教堂十字架繼續遭到政府強拆。星期五(7月24日)淩晨3點30分許,溫州市內的東門基督教堂十字架被偷偷拆除。信徒試問當局,為何在夜深人靜時拆除十字架,是人還是賊所為?當天上午,台州玉環順古伯特利教堂十字架也被拆除。現場圖片顯示,有眾多信徒坐在教堂外的地上,目睹十字架被當局強拆。22日,藤橋牧區的新坳基督教堂十字架,也是被偷拆,一天后,該教會信徒重新豎立十字架。

 

24/7/2015       美國會舉行中國人權和宗教迫害聽證會    [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ehui/cyl-07242015155049.html

美國國會二十三號在國會山舉行聽證會,討論習近平政權下中國人權和宗教信仰迫害問題。加拿大2015年世界小姐大賽冠軍林耶凡作為證人參加了聽證會。
聽證會主要就中國的基督教徒、天主教、藏傳佛教、伊斯蘭教以及法輪功受到的迫害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舉證討論。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委員、共和黨籍議員史密斯在聽證會上表示,中國人權狀況由差變得更差,堪比朝鮮,中國的宗教迫害行為可以與當年納粹相提並論。
作為證人出席聽證會的美國非政府宗教組織“對華援助協會”負責人傅希秋牧師表示, 這次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舉辦的聽證會是在目前中國宗教迫害和法治狀況全面惡化的情況下召開, 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雖然美國行政當局在對待中國人權問題上行動比較遲緩, 但是民選的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卻都表達支持。我主要提出, 美國在對華外交政策方面應該到了調整的時刻, 因為人權和宗教自由是美國的立國之本。中國政府自己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憲法和法律,近期關押200多位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通過官方媒體對他們未審先判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國在人權和宗教問題的所作所為無法讓人相信其可以遵守國際規則。”

 

24/7/2015       美國議員稱中國人權狀況堪比朝鮮    [德國之聲]      http://dw.com/p/1G4Bq

在週四(7月23日)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委員、共和黨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表示,””我們需要政府和總統向中國劃定有關人權問題的紅線。那裡的人權狀況由差變得更差。””他說,在侵犯本國公民權利的問題上,中國已滑到了朝鮮的水準。””現在到了聯合國應對此發聲的時候。”” 他還說,中國犯下””多項種族滅絕罪行(multiple acts of genocide)””,對此理應加以懲罰。這些罪行中包括對藏族僧侶以及新疆少數民族維吾爾人的打壓,他說,這些行為已不局限打壓和迫害,而且””是在消滅宗教””。他認為,中國政府對被禁宗教組織法輪功的迫害””形同納粹””,””而這些不能不被提及””。
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 Marco Rubio)認為,中國本月對人權活動人士的鎮壓是文革結束以來最為嚴重的事件。

據位於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消息,本月的打壓行動中,有249名包括律師在內的人權人士受到關押或訓話。華盛頓對此””深表憂慮””並認為,此次抓捕行動像是實施一次系統性計畫,但美國政府卻因經濟利益而對這一憂慮輕描淡寫而遭到批評。

參加聽證會的””中國援助基金會””創辦人傅希秋說,華盛頓應該採取制裁等其它措施,而不是一味地進行””無用、無牙老虎般””的對話。他還表示,白宮應該重新””審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訪美事宜,並認為此次行程””應該取消,推遲””或至少加上釋放以上關押者的””先決條件””。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生活在美國的熱比婭·卡德爾呼籲美國政府和國會必須關注中國””非法殺害民眾””的事宜。她還對泰國遣返中國的109名維族人以及仍滯留在泰國的60多名維族人的命運表示憂慮。

 

人物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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